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在我国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全部进程，都始终伴随着同时期俄罗斯 -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丰饶实绩之中，就有着中国俄罗斯文 学翻译、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者的披荆斩棘之功。回望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 的历程，我们深感几代研究者洒下的辛勤汗水，已经浇灌出了一批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 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目 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如有的研究者在逐渐看到了苏联文 学发展中的某些局限、缺失和弊端之后，缺乏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 ，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左”的文学在总体上予以排斥。有位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 高校教师在退休以后感叹道：如果我是学英语、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或者早些时候改 换研究方向，无论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恐怕早就不像今天这 样默默无闻了。言外之意，似乎他研究俄苏文学是吃了亏，上了当，因为研究对象本身 就是一种极左的、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与此相对应，一些从事其他语种文学研 究的研究者，在庆幸自己没有误入俄苏文学研究“歧途”，因而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优 越感的同时，更以自己不太丰富的俄苏文学史知识为依据，把它视为一种缺乏艺术性的 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标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俄苏文学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一文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和 追求所在，曾经维系着他们的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美好时光。现在，当他们看 到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注：王蒙：《苏 联文学的光明梦》，《读书》，1993年第7期。)，不免感到十分痛心。当他们发现有人 要对俄苏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或根据某些他们不熟悉的新资料对他们所熟悉的文学现象 进行重新阐释时，他们感到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和把苏 联文学看成是一种极左的文学，并从总体上加以排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们自己 则热衷于继续对苏联文学进行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将这种文学视为具有高度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新质”文学，并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像他们一样热爱俄苏文学。作为对这 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的一种支撑，在他们的有关言说中，往往伴有对当年阅读苏联文 学作品的动人情景的深情回忆，伴有苏联文学曾经给几代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的生动 例证。
以上两类研究者的观点，应当说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他们也拥有相同的东西，即他们 从总体上予以排斥、否定或竭力进行肯定、推崇的对象，其实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 以往的苏联文学史著作所论述的那些作品，或者说，至多是半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
与上述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是，有一些研究者似乎是根据一种“想当然”的逻 辑推理方式，或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出某种缺乏依据的描述，或对某些文学现象与 问题作出某些违背史实的评说。例如，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写道： 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由叶赛宁、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 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注：《百花时代》，山东教育 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种不确切的描述，可能是既缺乏对所列举的作家的 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深入了解，又没有顾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完整进 程，因而给人以似是而非之感。在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说中，情况也与此相似，如 山东大学的一位美学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拉普”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 方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注：《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报》 ，1988年10月15日。)。这一说法其实是缺乏根据的。高尔基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 形式“认同”过“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相反，他倒是多次严肃批评过“拉普”的 霸道作风和庸俗社会学观点，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受到“拉普”的攻击。另外，还有些人 对高尔基的“晚节”、“人格”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在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 会”上，有位学者甚至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有予以彻底否定之 势。这同样是出于对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境遇和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类似的情况，也 出现在对二十世纪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的评说中。
还有一些评论者乐意采取简单颠倒的观照方式，在解构旧有“神话”的同时试图建构 某种新的“神话”。如有位先生在他编的《重读大师》一书序言中写道：“被某一代人 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 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们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 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注：祝 勇：《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在这 位编者看来，所谓“重读大师”、“重构经典”、“重写文学史”，似乎就是顺应这种 “季节性”变化，像烤烧饼那样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对一系列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 行一次“换位”手术，就完成任务了。饶有趣味的是，某些今天竭力否定和贬低二十世 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的人们，恰恰是过去充分赞美和颂扬过这些作家的人们。遗 憾的是，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甘于寂寞，坐下来认真阅读他们赞颂和指责的 作家。
无庸赘言，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况，只是目前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 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对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的概括。对于这 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尝试着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 进一步讨论。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之后，再对这一文学作出总体评价，再去评说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再来 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斥。例如，我们是否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及它的几大板块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否了解绵延近三十年的白银时代文学，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兴 起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作品?应当 看到，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 文学批评建树，作为巴赫金的直接前驱的维·伊凡诺夫的文学理论贡献，被称为“俄国 象征主义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别雷从理论批评到诗歌文创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宁以 及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创作，等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对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 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鲁迅、周作 人那一代学者，他们很早就译介过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响。还有，我们 对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了解、认识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文学理 论、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等，是否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认识它的实质?当我们津津乐 道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远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把前者连同苏联文学一起作为 极左文学加以排斥时，我们是否想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米·布尔加科夫的《 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杰 出作品，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不揣浅陋， 重复一下自己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议论：
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 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的创造者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民 族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以真诚的血泪， 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 为民族的命运歌哭，喊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心声。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为世 界文学所提供的，是一部丝毫也不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逊色的文学巨册。(注：汪介 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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