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体而言,一是传统知识体系以经为本的思维方式使文论不能超越工具性思维而赋予“眐彰”以独立、自足的文化意义和存在价值,传统知识体系以古为尊的价值观亦使文论不能正视文学的不断演变,从而造成了解构杂文学观念的半途而废。
作为圣人“垂文以明道”的产物,经书与天道、圣人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一元性认同,是排他的,也是恒定的,故而以经为本、以古为尊的经学思维方式成为集体潜意识,统治着传统汉文化的所有领域。文学知识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学意识在其中的殖民。所以阮元们不能有效解释文学在语言形式上何以与非文学存在差异,并非因为缺乏对语言和形式的审美能力,知识体系的限制才是其根源所在。毕竟,经学的目的是要去发现、去证实圣人和经典本来的意义,因而“以经为本”、“以古为是”就成为经学家的职业道德,也成为他们对“征实”的具体理解。这一原则在典籍研究、小学考据的范围内是有效而必要的,但一旦被移植到别的领域,难免就要出问题。例如,文学源出“六经”,“用韵比偶”起源于记忆传播的方便,这一观点符合中国文学起源的事实,可是像阮元这样的经学家,在认同和阐述这一观点时因受制于经学本位的立场而不能充分意识到一个显见的事实,即“六经”是已成为历史的对象,其形态是稳定的、静止的,而文学却仍处于生生不息的迁变之中,是一个动态对象。由于这种忽视,所以在世易时移之后,他们仍然想用“六经”去规范后代的文学,仍然把“用韵比偶”的价值坐实于实用。诚然,在“六经”时代,“文章”与“彰”往往共存于同一文本,“彰”的独特形式只具有便于记忆和传播的实用价值,尚未获得审美的价值,尚未固定为文体特征。但随着文化的踵事增华,“文章”领域中产生了众多的文体,“彰”作为其中之一,它对形式的要求渐渐发展、固定为文体特征,并以此区别于其它文本。这样一来,无论是在文体特征上,还是在思想情感上,“彰”都不必再以“六经”为楷模,“彰”的存在价值,也不必用“六经”来论证。但在经学意识的遮蔽下,传统文论很难打通这一关节。于是,“彰”存在的价值依然归结于原道、征圣、宗经的工具性意义,其文体特征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在原道、征圣、宗经的终极追求中显得微不足道,不足以使它区别于其它文本获得独立,“文学”概念的笼统性也仍然难以解除。所以,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广义的杂文学理论,还是专注于骈文、诗歌的狭义文论,都强调、至少是不否认“文”之实用性质,而实用却正是西方美学极力要排除出去的。所以,前者讲究语言形式,其目的是便于实用,而康德美学强调审美形式,其目的是区分审美对象与欲求对象,形式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用”,俄国形式主义、雅可布森之讲究语言形式,其目的更是在于使文学语言区分于日常语言,以陌生化造成理解其所指的困难,这恰好是给实用制造障碍的。以阮元们的学术文化背景,他们不可能对“实用”进行彻底清算。可见,对“彰”的发现,对“文章”与“彰”的辨析,对经史子集的区分带来的杂文学观念的内发性解体,之所以不彻底,之所以没有像外来的西方文学观念那样,对汉语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并最终导致“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激烈反叛,经学意识的制约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其二,传统知识体系中的文学和文论都仅仅是经学的附庸,缺乏独立的学科意识,于是,关于“彰”的学术发现首先要纳入能够为经学认可的解释,用于对经学权威的维护,而不是去深究文学的独立性质。
作为经学大师,阮元的文论可以说是其经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本来,文学与经学作为文化存在的不同方式,各自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以传统知识体系的眼光来看,经学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学问,对于思想、学术的其它领域起支配性作用,它与文学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主从关系,正统文学观要求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经典为楷模。①于是在经学家的文论中,文学不可能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文学问题的提出、阐释和解决往往都来源于经学。这一现象在清代尤其突出,因为清代是一经学大盛的时代,大多文论资源都直接来源于经学家,即使非经学家的文论,也很难超然于时代风气之外不受丝毫影响。经学家论文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清代的经学考据为之积累了深厚的文化、文献知识,使之敏于发现,但经学家论文也有先天的缺陷,即难以摆脱经学的束缚,对文学和文论都缺乏独立的学科意识。因此,虽然经学家在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中发现了“彰”的独特性,但他们致力于从经典本身去寻找原因,以便把这些独特性纳入经典,从而维护经典无所不包,可以解释一切文化现象的权威,而不是致力于去分析人类精神活动在不同领域中的差异性。所以,阮元虽然对文学文本与其它文字文本之间的差异有所意识,但并没有意识到应该把文学研究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更不可能像王国维那样,从方法论上提出“审美的批评”。因而其文论尽管由于学识的深厚而蔚为大国,但终究还是经学的附庸。如果文论不能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文论不能获得与经学并列的地位,杂文学观念就很难从根本上解体。
(四)
杂文学体系的解构,与之相对的纯文学观念的确立,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最终是在外来影响下得以完成的。王国维、鲁迅等率先接受了西方美学非功利的观念,并以此为基本特征重新确定了属于文学的文体,重新划分了文学的范围,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渐渐清晰起来,文学领域的价值标准开始与政治、伦理、史学的标准分离。经由新文化运动,这些观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基本确立了抒情、想象、表现、个性、虚构、审美等新的文学特征。对于传统杂文学观念的解构,阮元的半途而废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知识体系的更新是文学观念演变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动力,现代型社会在价值认同上的多元性最终促成了精神文化领域的分化和人文学科内部的分化,也最终使文学的独立自足成为可能。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知识体系的转进过程中,外来冲击的确起到重大作用,内在要求是通过外来冲击而得以实现的,这一点无庸讳言,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在要求也为外来影响的传播和接受准备了条件,外来因素是以对内发性要求的满足而产生影响的,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传统文学观念解体的过程,也应该这样来理解。
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强调“西化”对中国现代生成文学独立意识、解构杂文学观念具有重大影响,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变化也是一个内发性事件。仅仅把阮元“文言说”视为“形式主义”,视为开历史倒车的“以骈代散”,这是不公平,也不客观的,它毕竟显示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内发性解体已经出现,显示了传统内部本身就存在可能导向自我反省、自我解构、自我转换的因素。因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在汉语文化中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移植的结果。外来文化固然因其鲜明的异质性,更易于冲击本土固有的思维定势,旁观者清,“他者”的眼光可能更易于反省和批判;然而,传统自身的裂变和内发性解体,无疑也为异质文化在本土的传播和生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我们对于现代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形成的探讨,如果只见其外发性和异质性,而忽视内因,则既不能有效地解释其形成过程,也容易造成对本土文论传统和中西文学交流的双重误解。
农村春节传统方式渐行渐远
《老子》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