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实——然而，政府对于许多创新活动，却予以限制打击，原因却绝不是经济的和逻辑的，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教条或仅仅为了维持权力统治的基础，最典型的是对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创新活动的压制，无非是为了维持国有金融机构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已，如果从经济效率，从社会公平考虑，其实应该鼓励私有金融机构发展。
这就是说，市场本身正在按自己的逻辑不断延伸其范围，扩展其领域（哈耶克晚年用扩展秩序代替自发秩序），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秩序，并且逐渐形成了某些规则。政府对其中一部分规则予以承认，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但对另一部分（甚至说是关键性的部分）却予以压制，所以我们的市场是扭曲的，但这种扭曲并不说明市场有多大的缺陷（当然有缺陷——但这世界有什么东西没有缺陷呢），而是政府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造成的。
这就意味着，市场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发育，似乎正在接近某种极限，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谈论宪政的问题（杨小凯有论述）。市场本身必然要求宪政制度的保障。
但是市场并能自动地生成宪政制度，相反，宪政制度在其发源地——西方，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政教分离、封建制度、众多小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和互相学习、积累）凑合到一起而形成，在真正的市场之前就有了雏形，而随着市场的发育成熟而完善起来；然而对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却是可以通过学习而一步赶上的，当然也许有点照猫画虎，但总比自己再去等着历史自个儿演进来得好一些，这是成本最低的途径。既然人家已经走这条路成功了，我们干嘛还要自己另趟一条新路？哪不是犯傻吗？
重要的是需要当局、需要精英阶层、需要知识阶层，以及尽可能地全社会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种政治意志，稳步地引进在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起码是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家既然发达总有其道理，这道理就是市场和宪政）的宪政规则，既然在这大部分发达国家和正在发达的国家都管用，凭什么在咱中国就会不灵？我不想说这是某种历史规律，相反，它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已被证明基本上正确的知识，是人家用血和汗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呢？既然我们能省很多事，我们干嘛不学习呢？
说到这里，我想说明，哈耶克强调自发秩序，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历史面前就只有束手等待的份儿，网站里有一篇刘海波翻译的文章（在哈耶克专辑中）对此有精彩说明，只是读起来有点费劲。我自己在解释传统的演变时发展出了一种看法，可以对的制度的变革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给出一种解释。所谓自发的含义，更多是意味着个人可以不受控制的自由地创新，个人有学习在他自己看来正确的、有用的知识、学习他人的成功的经验（其实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如果成员不彼此学习、模仿，根本就不可想象），而所谓自发就意味着政府（或任何其他组织）不得对此进行强制性干预，而由个人之间的竞争来决定哪一种知识更能带来成功，而成功的创新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从而形成某种社会规范或非正式的制度。政府对此予以明确阐述、确定和保障，就形成正式的制度。这里的要点是，创新和形成规范制度的主体，是个人（当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学习他人、并与他人竞争的个人），或其自愿结成的团体（最大量的这类团体是企业），这样，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和经济层面的制度创新、社会层面的社会转型及文化演变、国家层面的宪政建设就可以沟通起来，而并无任何矛盾。
在这样的创新体制中，人有可能选择不利于自己的制度（我只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因为不知道盛洪的具体论证），但是更多情况下可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但是这里有条件，这一系统是开放的（一个封闭的系统最可能选择自我毁灭的制度），并且内部个人是平等的竞争性的关系（而不是国家统管一切，个人依附），从而才能既向外学习，在内部也彼此学习、交流和模仿。就又通向了宪政制度，必须有一个自由地进行交流和交换的规则体系。
所以对于自由主义者（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为个人及民间的制度创新鼓与呼，同时向社会说明，完善的市场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具体地、一步一步的改进，来建设完善的市场制度，同时我们必须给出坚实的论证，说明市场与宪政之互相决定的关系，引起社会对于宪政问题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针对一个一个个案提出我们自己的立场，而不是空泛地讨论理论问题，或者只是大而化之的研究一些基本概论和原则，重要的是用这些概念和原则去面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主义什么都不算，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不应该有理性的自负，上述问题都需要理论的说服，然而这种理论应该是基于对现实的观照和经验的观察，给经验以逻辑的解释，并指出其延伸的方向。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
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专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