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王守仁“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是有等差的。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 （《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这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论是用草木去养禽兽，还是宰禽兽以养亲、祭祀、宴客，抑或箪食壶羹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道理合该如此”，要做到“心又忍得”。 既然爱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合该如此”了。王守仁把社会人群分为生知者、学知者、困知者三类，“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伦理又是从“良知”上自然发生出来的，同样是“合该如此”。因为是“万物一体”，所以要“仁民爱物”；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必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必须亲民爱民，施行仁政；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必须确保封建等级制度不受侵犯。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此用尽了聪明才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略。应该说，王守仁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毫无疑问，王守仁的宇宙观和历史观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价值观，强调个体绝对服从整体，个体是缺乏独立性的；他所憧憬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美好国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是中华民放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整体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代，对中华民族传统整体观加以扬弃，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它的积极意义，还将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现代思想交替演进与传统文化的命运
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透视艾森斯塔德的东亚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