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叶适有明确的道统思想,以为自尧舜禹至孔子有着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他反对将曾子、子思、孟子列入儒家道统之内,显示出他反对程朱的道统论及否认他们的道统继承权。同时,他本人也有着强烈的继承道统的思想,以为儒家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因此通过读经则可以继承道统。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它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的王道功利论与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上。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种观点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叶适; 道统论; 王道功利论
关于叶适的道统论问题,前辈与时贤已注意到叶适批评孟子,否认子思、孟子等人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述①,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本文对有关叶适的道统论及相关的问题作些补充,以向同仁求教。
叶适是有明确的道统思想的,他以为:自尧、舜、禹、皋陶、汤、伊尹、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存在着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虽然“世有差降,代有出入,时有难易,道有屈伸”②,但孔子排定了自尧至周公的道统次序是无可非议的;而汉唐诸儒尊子思、孟子,致使“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他们不但没有揭示道统真正的大义所在,有些观点也与孔子有较大差异;宋代诸儒“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在叶适看来,揭示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系统的功绩应归于两程、张载、朱熹及吕祖谦等数人,尤其对朱熹“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尝不为之叹息也。”③不过,叶适一方面肯定宋儒揭示儒家道统的功绩,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反对将子思、孟子纳入这一道统系统之内。他明确说过:“然自周(公)召(公)既往,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④,意思指子思、孟子不能完全理解先王圣贤之意,当然也就不能继承道统。由此,叶适叹息地表示:“自孔氏之高弟不足以知之,各因其质之所安而谓道止于如此”⑤,也就是说,叶适排斥了孟子之后所有儒家学者的道统继承权,当然也就不把宋儒如周敦颐、两程、张载、朱熹等人作为道统的继承者。
应该指出,宋代自两程起,一直推崇子思及孟子,而朱熹更将子思与孟子这一道统视为自己学术理论的生命线,将周程诸儒承继于思孟这一道统之后,当然自己也就当仁不让地自继于两程之后:“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间焉。”⑥正因为朱熹尊子思与孟子,他也就极其重视四书,甚至将四书的地位放在六经之前,排定四书次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学者入德之门。显然,朱熹抬高了思孟学派的地位。叶适则从具体问题入手,来批评两程的观点,以便否定他们的道统继承权。他批判了“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的观点,认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⑦叶适与两程的差异在于:两程认为学以持敬为始,而叶适则以为学以复礼为始。叶适还指出:“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准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⑧,甚至挖苦道:“理不尽,徒胶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勤苦而种,皆文藻之末;鲁莽而获,皆枝叶之余。”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两程的“持敬”工夫是极其赞赏的,一直告诫自己学生要将敬字作为学者的第一义。显然,叶适反对两程持敬,实际也含有对朱熹的批评,通过这些批评来达到否定他们继承了道统。
正因为叶适对子思、孟子加以批评,也就使他将《大学》《中庸》《孟子》三书排斥在“经”之外,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专门对《大学》等三书的主要观点进行过严厉地批评,以为此三书与六经存在着很多差异,甚至嘲笑道“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⑩值得补充的是,叶适只是批评子思、孟子的某些学术观点,指出他们与孔子之间的不同,反对将他们纳入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行列,但对子思、孟子仍有许多赞美之词,甚至有时仍将孟子视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叶适著作中仍不少见,下仅举两例: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按子思独演尧舜之道,颜曾以下为善有艺极者所不能也,故自孟子少时,则固已授之矣。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11)
周衰而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率;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而后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12)。
前一段是叶适对孟子认定的尧舜之道“非不可为”观点的肯定,后一段对孟子使王道“几绝复续”之功的赞扬,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孟子对儒家道统的继承权。显然,夸大叶适“非孟”思想是有欠缺的,但叶适在更多的场合表示子思、孟子不应继道统也是明显的事实。叶适学生孙之弘在《习学记言序目序》中也曾明确指出:叶适认为“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13),显然可见,叶适反对的主要是“舍孔子而宗孟子”的观点,实际是批评宋儒中特别尊崇思孟学派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人。
叶适也反对将曾子作为孔子道统的继承人,他说:
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14)。
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15)。
叶适否定曾子、子思、孟子继道统,实质上也否定两程、朱熹等人的道统论及道统继承权,但是,他仍坚信儒家确实是存在着道统的:“不能言统纪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16) 那么,这一道统究竟如何呢?叶适以为:“《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此道常在,无阶级之异,无圣狂、贤不肖之殊”(17),显然,叶适所谓的“道统”与两程乃至朱熹等理学家的看法毫无两样。但是,两程至朱熹的理学家认为是他们继承了孔孟不传之道统,否定其他学者也有继承道统的权力(18)。叶适则认为:自孔子之后的道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道统”既不是由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继承过,也并非属于某些人私有:“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19)这里的“时诸儒”是有所指的:“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宣各有论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所以觉我,而谦于我之所以觉人欤?”(20)显然,叶适是批评两程至张、吕祖谦乃至朱熹等理学家。在叶适看来:“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为我有是物也,将探而取之,而又曰我得之矣,则其统已离矣”(21),其意指两程等人自命继承了道统,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道统。叶适也断然否认陈亮所说的汉唐帝王、英雄豪杰也能继承孔子道统的观点。在叶适看来,孔子之后虽然没有具体的人来继承道统,但是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始终存在于世,那么道统也就存在于世,而不像朱熹等所说的儒家道统密传几绝,因此应该从源头六经开始钻研,认真理解六经的含义,以真正掌握儒家道统,否则就会像子思、孟子那样走样。他说:“道者,自古以为微渺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应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孔子)身没而遂隐也”,(22)因此,“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为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23)叶适之所以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习学记言》,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叶适还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表现他自命继承道统的理论根据与意向:
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24)。
显然,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圣人)言”而达其道,即继承圣人的道统。正因为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恻隐之心:“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25),“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26)叶适对王通的赞美,实际是他自命道统继承人的心灵写照。
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27)。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这种功利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例如,叶适认为周公平武庚之叛的功业是符合王道的:“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存亡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尽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圣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当然,不可不知也。”(28)换句话说,周公这种符合王道的功业,符合“圣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继承道统的根据之一,但后世则很少有完全符合王道的功业了。叶适讨论管仲与诸葛亮两人的功业与王道的关系是十分典型的资料:
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谋用为首称。诸葛亮治蜀,虽不能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而论者乃以为几于王道。盖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见识亦随以变也(29)。
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始末考之,历历可见;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余论误之也,余故谆谆具之(30)。
这里,叶适虽然将管仲辅齐桓公称霸仍看成“与王道未有以异”的功业,但明确表示这是“周衰,圣贤不作”的情况下出现的“成匡济之业”,意思是管仲仍不属于圣贤,当然叶适也就不会说管仲有资格继承道统,只承认孔子所品评的“如其仁,如其仁”了。至于诸葛亮,叶适十分明确指出他“实用霸政”,那么也就完全没有资格继承道统了,因此对那种认为诸葛亮“几于王道”观点,叶适表示不能同意的。叶适之所以“谆谆具之”,是因为功业必须以王道为准,如果功利与王道相悖,那只是申商韩非之类的功利,是不符合王道的,因此也就应该剥夺他们的道统继承权。显然,叶适的功利说是基于王道理想之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王道功利论。
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不同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而已(31)。
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32)。
这里,叶适指出古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世则不然。”(33)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34)显然,周文王的德行与功业是无可指责的,而后世既讲霸道,自然也就离开了道统了。这里还须补充,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确表示反对“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观点来讨论其他历史问题,如评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相比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35)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批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36)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结局,自然是破坏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能同意并对孟子提出批评。叶适还批评过欧阳修赞扬汉唐而轻三代的观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表示强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来说,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理论色彩则较为逊色(37)。当然,叶适在讨论具体历史问题时,也有着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过,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周易》与《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