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阶级 阶级形成 社会转型
近20 年来,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质量,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对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机制以及阶层结构的变化,都做出了丰富的解释与分析(李路路、王奋宇,1992 ;李强,1993、2000、2002 ;孙立平,1996、2003 ,等等) 。（注1）但是,研究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在研究主题上,社会分层研究主要集中在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方面,大部分研究专注于分层标准与社会变迁机制的讨论,重宏观结构性分析而忽视微观层面的分析(张宛丽,2000) ;其二,在理论资源上,主要运用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特别是戈德索普、帕金、吉登斯等人的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阶级研究理论;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大型的问卷调查,往往忽视质性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些局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近期美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阶级作为研究工具与作为社会实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争论,阶级分析已逐渐走向衰落,并且随着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不断融合,强调大型问卷调查方法与结构性分析的阶层研究已成为社会分层的主流(李春玲,2004a) 。另一方面也受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阶级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阶级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它的含义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和理论领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分析是一个让人反感、忌讳、敏感的话题(李春玲,2004b)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国家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逐渐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作为学术范畴的阶级分析也从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李静君,1999) 。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论著中,阶级分析是解释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学术流派。
当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忽视阶级分析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了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冲突意识(李静君,1999)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与反思阶级理论,为更进一步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劳工群体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启示。按照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 G. McNall) 等的说法,本文是致力于“重返阶级”(bringing class back in) 的讨论。
西方阶级理论在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等领域都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本文不可能对整个阶级理论做梳理与评述,而是选取了其中争议较少的阶级形成理论进行分析。
一、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阶级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自20 世纪70 、80 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the end of class) 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Hall ,
1997) 。（注2） 反对“阶级消亡”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阶级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20 世纪70 、80年代,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高潮(李春玲,2004a) 。
尽管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阶级是否消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但是,争论双方对于阶级形成是当前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埃拉·卡兹尼尔森和阿里斯蒂德·泽尔博格在《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西欧与美国的模式》中认为,与争论阶级是否消亡不同,在阶级形成研究领域,争论的问题并不是阶级形成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性,而是阶级是怎样形成的(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5) 。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的争论并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在18 - 19 世纪是否形成,而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途径, 以及条件( 参见汤普森, 2001/1963、1995 ;Hobsbawm,1984) ,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与汤普森的分歧也在于此,他们通过比较三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得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模式上与汤普森的英国模式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理论界之所以对阶级形成研究是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点存在较少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大部分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与时下的政治辩护存在较少的关联。在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中,尽管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运用理论资源上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18 世纪末- 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再到20 世纪80 年代的卡兹尼尔森与泽尔博格等人,他们都对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历史进行了阐述。从他们分析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表达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但是他提出的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模式,即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的模式,为后来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从汤普森20 世纪60 年代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以来,阶级形成研究领域就一直在批判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研究范畴,汤普森通过引入阶级经历与阶级行动者的要素,试图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约束,而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等人则批判了汤普森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当成了整个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普遍模式,指出了不同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区别。
虽然经典理论家在有关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认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源于工业化、无产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无产化以及工人对这些社会结构发展的反应,并以集体倾向性(disposition) 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存在(Katznelson et al . ,1986) 。从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型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阶级作为一种组织、思考与行动的社会方式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
卡兹尼尔森指出,虽然在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存在着不同模式,但是工业化在经济上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上,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财产私有企业经济的建立,新型的经济模式确立了企业与工人之间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工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企业付给工人工资,正像波兰尼指出的, “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使得货币、土地与劳动力都商品化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人的无产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形塑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工人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不同阶层混居的局面被打破,整个城市社区被分割成居住区与生产区,并且,居住社区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被分割开来。随着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同社会阶级在空间上的逐步分割,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面对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工人阶级要理解和处理生产组织、劳动环境、社区组织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转变导致工人阶级在语言、意识等方面产生基本的变化,工人阶级也是第一次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世界观以及思考自己作为工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超越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专业为联结基础的、相互分割的手工业者团结形式,形成了以阶级利益为联结枢纽的组织形式。
二、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发端出来的问题
工业化、无产化只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佘庞认为,阶级形成实际上是客观与主观两个双重的过程,客观的过程包括既存的生产模式以及人们被安排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过程;主观的过程则包涵着人们发展出对自身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理解,创造出对世界变迁的反应方式与发展出一系列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Therborn ,1983) 。从这两方面看,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就是要追问工人是怎样变成了阶级的主体? 客观过程与主观过程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辩证的、形而上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由于这种区分,产生了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凸现社会制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和资方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体制,造就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
马克思赋予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类别作了区分,一类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 ,一类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 。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尔后的社会学也称之为“客观阶级”,即他们是居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地位上的集群。自为阶级则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之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正如奥索斯基所言:“在采用经济标准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时,马克思有时引入心理的标准来对此概念的范畴加以限定。符合社会阶级的经济条件人群,只有在他的成员被阶级意识、被共同利益的意识、被引发共同的阶级对抗的心理边界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Ossowski ,1963 :73) 根据这一逻辑,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端赖于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端赖于阶级意识的产生,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做出经验论证,而是认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并且做出了革命性的预测: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历史主体。在这一阶级形成的逻辑中,我们又一次体察到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则的施用:即生产关系(经济的、客观的) 决定阶级意识(意识的、心理的) ,从而决定阶级行动(行动的) (详见李炜,2004) 。
从马克思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工业化、无产化与新生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抽象成了一般的历史模式,并期望工人阶级能够对这些关系做出革命性的行为。索莫斯认为,这一模糊而强有力的思辩式模型使后来所有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都来源于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失败了(Somers ,1997 :73 - 105) ? 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出现理论预设的那种内部团结? 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行动偏离了理论预测的革命行动? 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像理论预设的阶级方式那样行动? 简言之,为什么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预测失败了?（注3）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大部分工人阶级形成研究不去寻求解释实践中确实存在什么,而是集中解释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即西方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理想模型,以及预测工人阶级必然会在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研究趋势应该进行反思,即要追问在工人阶级研究中为什么没有关注于如何解释经验中存在什么,而是关注于人们没有按照理论预设以正确的方式行动? 为什么所有的阶级形成研究均根源于“缺失”(absence) 的认识论(Somers ,1989) ?
在这样的追问下,斯波恩在总结20 世纪60 -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阶级形成理论时指出,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已从原来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单一模型转向了多元的、复杂的,以及国家、地区间的多样性的研究,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60 - 90 年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在理论与方法上解决了两大核心问题:其一,阶级概念本身存在着问题,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型,不仅阶级的概念、定义和方法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联结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其二,通过认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依赖工人阶级与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特殊关系的、变化着的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也被更加系统地加以考虑(Spohn ,1998) 。所以,60 - 90 年代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已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
三、汤普森:1790 - 1832 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在1963 年出版了他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塞威尔的说法,这本书是任何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必需的出发点,20 世纪70 - 80 年代西方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的转型与复兴都可以看成是在与汤普森对话,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一代劳工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议程(Sewell ,1990 :50 - 77) 。汤普森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赞誉,是因为这本书丰富和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概念,塞威尔认为,在该书出版前的20 、30 年间,工人阶级研究主要限于四种流派,即工会与工党历史、工人领导传记、社会主义学说历史,以及工人生存条件调查。但是汤普森的这本书用大量人类学式的细节描述突破了这些狭窄的研究。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历史的阐释不仅包括对工会、社会主义学与真实工资的研究,还包括对大众政治与宗教传统、工厂车间仪式、秘密起义的谋划、民谣、匿名的威胁信、卫斯理教赞歌、交易会、乡村舞蹈、罢工资金捐献名单、乞丐的诡计、手工业者的寓所称呼、农场主的记帐簿、纺织工的菜园等无数丰富的历史记载。
塞威尔认为对于整个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读了汤普森的著作,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视野突然之间开阔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研究范畴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在书中,汤普森避免明确讨论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而是在序言中使用了模糊的表达形式。塞威尔认为汤普森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跳出斯大林形式主义的约束,且汤普森本人也不主张读者把他的书当成一套抽象的理论命题(Sewell ,1990) 。汤普森的这种理论讨论安排,在突破当时形式主义束缚的同时,也突出了他自己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见解。书中最核心的思想内容是:工人阶级的出现是1890 - 1932 年工人复杂而矛盾的阶级经历(experience) 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离不开阶级经历。这一理论命题隐含地贯穿于对工人阶级经历的描述中。
尽管汤普森没有明确表达他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丰富的历史事实记载中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突破,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理论贡献。其一,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引入了阶级行动( agency) 的概念( 汤普森, 2001/1963)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独创的解释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后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汤普森也不例外。但是如麦克莱伦所言,汤普森作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他强调人的行动,强调道德自主性,以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人的需求与行动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而并不是历史创造了他们(McClelland ,1990 :2 - 3) 。其二,汤普森突破了传统的结构—化约主义( structural-reductionist)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引入了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 的概念。麦克莱伦认为,汤普森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一样,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代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的分析中,社会存在的概念被延伸到包涵更广泛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行为与过程,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经济概念,在这一点上,汤普森引入了他最有创新和最富争议的概念——阶级经历,他巧妙地在社会存在与阶级意识之间提供了历史调和,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为矛盾的经验王国,这就是阶级经历(McClelland ,1990)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言中汤普森指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2001P1963 :2) 。
汤普森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结构—化约主义的桎梏,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制度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 和建构主义视角。首先,汤普森对阶级概念做了界定,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认为:“阶级,据我理解,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材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大不相同并且看起来各不相干的事件结合起来。我强调阶级是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 ”(汤普森,2001/1963) 。第二,从工人阶级的经历中分析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依照经验主义的原则,通过对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众多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指出每个人出生时或长大后都会不自觉地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日后各人的经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的经历。但阶级经历不等于阶级,只有“当一批人由于有共同的经历(继承或分享的) 感受到或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 时,阶级就出现了”。换句话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产生阶级觉悟,阶级才形成。在汤普森这里, “自在”和“自为”的区别是没有的,因为只要阶级“形成”了,它就有自我意识;若没有自我意识,阶级就还没有形成。第三,从历史关系(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中理解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强调文化与制度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普森认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许多历史事件中获得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体现。阶级的经验主要是由客观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汤普森把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加以严格区分。他认为,阶级经验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意识是人们以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他们的阶级经验进行反思的结果。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不是完全自发地从阶级经验中生成的,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某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尽管汤普森本人声称要突破当时结构化理论的束缚,但是如塞威尔所批判的,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形成的论述中,实际上也暗含了结构化的观点。汤普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他的分析也暗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观点。他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但是他用阶级经历在二者之间提供了历史调和。
对汤普森的理论,麦克莱伦提出了三点批判(McClelland ,1990 :4 -5) :其一,即便汤普森没有假设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都会形成同样的阶级意识,但还是易于受到这样的指责,即过于低估了工人阶级经历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反驳汤普森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毁灭并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同时发生的,在实际中,两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着;并且,汤普森研究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局部,而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并不是同步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工人阶级在意识与经历上的差异。更有论者认为,汤普森的分析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即没有关注到由于性别之间权力与地位的结构性不平等,产生的社会意识也不可能是同一的。霍尔认为,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按照女性主义的历史分析重写(具体见Hobsbawm ,1984 ;Eley ,1990 :12 - 49) 。其二,虽然汤普森没有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存在必然逻辑,但是他认为从工人阶级的经历转向工人阶级意识是毫无疑问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需要讨论的。在这一点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讨论来自后结构主义者约翰斯的批判。约翰斯认为,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应该更注重在语言与日常交谈中政治与意识形态建构的自主性(Jones ,1983) 。和汤普森一样,约翰斯对当前的政治与历史也高度关注,他不仅关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应关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与政治斗争中利益表达关系,而且关注创造政治与政治语言形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会凝聚或者建构成阶级和社会群体(Jones ,1983) 。其三,汤普森高估了工人自身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力量,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外来力量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在讨论工人阶级是怎样以及由什么力量促成的时候,汤普森并没有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在时间上是同一的过程,但是他认为有三个时段是关键的,即18 世纪90 年代、1815 - 1819 年、1830- 1832 年,每个时间段都出现了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每场政治运动都受到了来自上面,特别是国家的抵抗与镇压。麦克莱伦(McClelland ,1990) 认为这就引发出了问题,即国家的行动及其他外来力量与工人阶级有效的组成阶级实体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能否形成他们的历史? 这里要讨论的就是除了工人自身因素之外,国家和政治力量是否是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力量与传统,工人阶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是从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历史可以看到,由于激进主义运动长期失败,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改革派、手工业者和土地获利者开始联合反对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正如埃里( Eleg ,1990) 所分析的那样,应该把政治文化和国家从后台推向历史讨论的中心,强调在18 - 19 世纪整个社会与政治形成中各种阶级复杂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片面地强调自上或自下力量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是在各种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形成的。
尽管汤普森的著作招致多方批判,但毫无疑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创了工人阶级形成之研究的新局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与借鉴,它的理论贡献是无可置疑的。该书至今被西方许多大学奉为政治史、劳工史、社会史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
二十世纪欧洲汉学
意识形态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