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一些见闻之后的牢骚。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谈由这些见闻而想到的问题。先是讲这哈/德联名的文章的模态和所涉及的论证框架,然后是讲抛开欧洲思想家的口径,’我们’自己目前可以有哪些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如何将它们和’我们’放到一个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里。
上:表达模态
哈德文章里的下面这句话为全文定下了作者们的表达模态,也就是我们日常讲的说话分寸,我认为不掂量这句话,就理解不了哈、德两人联名写作的用意:"一种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关于未来欧洲的’视野’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在多重声部的公开性(?ffentlichkeit)的狂烈的多声调中说出。既然到现在为止这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不妨让我们知识分子来说上几句"。(Wenn das Thema bisher nicht einmal auf die Agenda gelangt ist, haben wir Intellectuelle versagt.)这里道出他们是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说:还未进政治议事日程,民众和媒体还未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里还是大知识分子,象勘探员似地先期对这个话题作一些前设性讨论,象中国人说的那样抛砖引玉。这仍是一种虚拟的政治行动,由于他们的谈话的求诉对象的民众只是配角,在很大程度上于是甚至仍是独白。我们对欧洲思想大班们的政治行动反应过度,可能是我们高估了他们的言说中的’政治’作用和表达模态。从他们写一篇文章,到去影响立法,这中间的路长着呢,哈、德自己是清楚这种距离的。我听过很多场政客或民众的类似主题的辩论,从未听见一星半点康德、亚里士多德或哈贝马斯的引用,他们用的都是ordinary common sense(康德很赞赏休谟的这个用语,还说他的《纯理性批判》只是要为这种常识性理性打几个普遍原则的桩),早用大白话说清了大致的意思,需要哈、德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是要去扩展大家的认识和想象力,在这上面做些提升和普遍化功夫,是与《纯理性批判》所做的一样的:使这种ordinary common sense得到普遍的辩护、达到较普遍的效力 。而象柏克这样的行动式理论,是影响了政治,才成为一种得力的理论,不是先理论研究成熟,搬用到realpolitik中去的。很多的政治哲学理论就是这样事后带着哈贝马斯说的’反思的距离’形成的。
’知识分子’们谈论政治时我劝要少一点下面这种书呆子逻辑:我们要用’思想’来把政治哲学问题论证好,政客们现成来拿着采用或去改革就可以;欧洲的政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教化下长成,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将如此;需要达到一种可行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完美的理论和思想论证,中国才会走向民主化,这理论和思想的论证就交给我们知识分子好了,保证给你弄得漂亮,等着我给你方案吧。
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都在说现代性这个病毒的蔓延还未被止住,西方形而上学已亏空,我们还没有汉语思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怎么搞出来的了,因为它的思想还阙如;但没有汉语思想,我们仍是等不及地先在那里说了,而且也说得有头有脑了。莫非所谓的汉语思想、汉语政治哲学、汉语哲学、哲学汉语也无非是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你说它有,它就有了,你说它没到来,就真没到来(那么,这也就是一种邪教那样的东西了?),既然从孔子到康有为,从鲁迅到我们都没有思想,那么我们中国会不会就是一个不用思想也能生存的幸运儿?我们可不可以干脆从此不要这个劳什子的’汉语思想’或汉语什么的了好不好,白送给我们也不要了,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坚决不要了(我还嫌红娘 和我奶奶都会说、每个方言里都在用的这个’我思想’、’我思’、’我想’太深刻、太原创呢!),让我们就那么认真说话,认真写字好了,只要认真,不要那UFO一样的汉语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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