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联名的德里达也是绝对不相信知识分子、革命精英可为全体民众找到好的政治哲学、制度、机构和理想的。在《哲学的权利与义务》一书中，他指出，1789年7月11日几个人以拉.法叶领头，以人类的名义，用一种民族语言向一个民族的国民议会提出人权宣言，只用这种宣告式的行动自己授权自己，就想从此经人类的名义来行动，我们从此必须每时每刻都反思这种少数人借全体人类的名义来行动的言语行为了。这个事已象传染病一样地到了各个大陆，至今为止的所有革命和改革都以这一未经授权、未经证明的宣告做了依据，我们大多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也似乎都以它为基本建立原则。对这种人类用某种神圣的借口给自己头上套上的缰索，我们首先可怀疑它是否也就是原始部落里的巫术的一种，是先辈或早期革命者为了某种历史性的局部目的而将起源神秘化，并为目标实现的无望和无限延期找借口，总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也可怀疑这些宣言只是说得好听，从来没有被革命者和改革者当真和兑现过，我们现在应真的向它索要它所承诺的东西：我们无需去寻找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里已写得够好听的了（我记得王怡有过这个立场！），哪怕实现个三成五成，对人类也就很美好了。现在，大家别忘了，我们真的必须要求承诺着来帮我们实现这些好事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机构来兑现、清债了。我们必须向国家、向国家联盟（如现在的欧洲）索要它建立之初就答应给我们，迟迟不肯兑现的权利。〖加利利，1991年，56－67页〗可时至今日，民主成了媒体秀，欧洲远未达到真正的民主，卡在了福利社会的不现实的承诺上。福利社会障了大家的眼，福利社会的瓦解，各种新的政治形式会使欧洲看到其政治制度的因循和不上进，其民主形式本身正成为民主的障碍。现在必须使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使它更激进、更激烈。德里达的欧洲，决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如果是一个帝国，则是一个正在向人民认罪、清债的帝国。
在这篇文章里，大家读出的哈、德两人的欧洲自大语气，我看只是他们对一个经历苦难教训之后欧洲该有的长进的莫大期许之切给人的印象。在文章中，他们说到，欧洲因为受过二十世纪各种集权主义之害，纳粹的反人类罪之害，所以，它情理上也应更深切地体会到’霸权式单边主义’、破坏现存的共同认可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危害，更认识到这最终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言下之意是，美国这孩子没吃过这苦头，不懂这事的严重，欧洲应懂事，拦它一会儿，不管它怎么恼怒，这样总不会去搞到收不了场的地步。联系到文章开头讲到的西班牙首相的不顾欧洲立场的临场倒戈和马德里米兰巴黎伦敦的反战示威之对比，他们可能认为欧洲政客可能会有政治考虑，欧洲公民们却由于自己的历史经验，不应该忘这个本（这种自大听上去是说欧洲人比别的大陆上的人民更应该懂得这一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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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寻根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
黑格尔、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