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欧洲人在他们的各个认同框架里三心二心地掂量来掂量去的时候,我们欧洲外的人,心里自然会有复杂的感觉。你说等到欧洲人自己认同清楚了,与美国认同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了,那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死角里,等待被处置。而’我们’本来就是以欧洲为主旋律的世界历史的牺牲品或边角料,我们当前共同的世界政治里仍有这样的不合理的顺序:去掉欧洲中心论、欧美西方中心论,基督教中心论,世界三大一神教中心论,然后,不知道绕过多少道弯弯,才扩及我们所在的哪个框架,我们的认同框架才被融进那个大的全球框架里。为什么一定要从他们那个框架开始?我读康德、哈、德两人时能暂时忘记这一层,一谈具体的世界政治,这一层让人瘫痪的未来现实就横到我面前。这要命的还莫须有着的总框架!
从局部讲,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有个如何与欧洲和美国处理好三角关系的问题,这倒不是说我们要来事,去与他们搞,而是如何在心态上来摆放这两者的问题。这不是小事。
美国是我们心中又恨又爱的’那玩意’,我们在恨它最烈时,说不定也是我们心底最向往它之时,我们自己很难看破这一层。美国使我们不肯去做本来很想去做的事,很多事美国人做了,欧洲人再不好意思去做,因为怕被人看成不深刻、不彻底,我们中国人怎么办,就跟着这样?在并不明白怎么摆放美国的情况下,很要命的是,许多中国知识人在困惑中就跟着欧洲人,用欧洲人的价值观来攻击美国的一切,来反对美国主义,落进一种反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这里又要来重复一遍埃利亚斯的立场:美国是我们未来的那个更大的认同框架的先期实验,在欧洲还是探讨的可能,这在美国已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害怕美国就象害怕克隆人来统治我们一样。哈、德联合,是瑞士一样的民主,康有为所看出的民主瑞士式,康有为所说的民主的另一式,就是大同式,就是美国式。埃利亚斯显然认为美国式高于瑞士式,美国式高于欧洲式,其主要依据是人种混合之成功,康有为也是拿这个作未来大同的判断标准。我们当然还知道有科热夫的由布鲁姆作导游的美国,和福山的由日本作旁证的美国,等等,也从另一个方面对世界历史作出了解决。除非我们坚决撑着不走向大同,象瑞士那么宁静,否则,我们好象只能接受埃利亚斯推导出来的这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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