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对福柯的解释进行了质疑。他首先指出了福柯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福柯试图写一部疯癫本身的历史，就是说，让疯癫自身说话，让疯癫来谈论疯癫，让疯癫自我现身，而非在理性语言内部来描写疯癫，因为论疯癫的理性语言就是精神病学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对疯癫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它将疯癫玩弄于股掌之间，疯癫就是在这种理性语言内部而被迫成为一种流放的充满噩运的客体。福柯书写的就是理性语言捕捉之前的最活跃状态的疯癫的历史，是摆脱了精神病学语言的疯癫的历史，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越过理性来书写未被驯化的疯癫这一计划虽然大胆而有诱惑力，但是，"这也的的确确是他的计划的最疯癫的一面"。①福柯将疯癫的历史视为沉默的历史，疯癫史中既没有语言，也没有主体，因而福柯书写的疯癫史是论述沉默的考古学。但是，德里达的质疑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沉默的历史呢?进言之，一种考古学，甚至关于沉默的考古学，难道不是一种逻辑，不是一种有组织的语言、规划、秩序、句子、句法或工作吗"?②也就是说，福柯试图让疯癫自我说话的历史考古难道能够摆脱理性语言的逻辑和陷阱吗?福柯不是根据精神病学来书写疯癫的历史，但是，只要是书写历史，就必定要借助理性语言的逻辑和结构。如果说精神病学语言捕获了疯癫，那另一种理性语言--即沉默的考古学--难道能放过疯癫?福柯的历史书写怎样保证它不是对疯癫的另一种形式的拘押?这种书写疯癫的方式同精神病学的书写方式结论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是对疯癫的施暴。福柯的书写语言仍旧是一种理性语言，是不同于精神病学理性语言的理性语言。精神病学语言是禁闭疯癫的一种语言，而福柯的考古学不也是另一种禁闭疯癫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同精神病学语言，同古典理性，同众多的理性语言一道成为压制疯癫的同谋吗?福柯在审判古典理性和精神病学语言对疯癫犯下的禁闭罪责时，他同样也犯下了这样的罪责。在德里达看来，所有欧洲语言，所有的欧洲理性语言，都内在地拥有类似于禁闭疯癫的这种历史罪过，福柯为疯癫所作的考古学当然深深地陷入这个历史罪过之中。在理性的语言之内，在秩序之内，让沉默的疯癫开口，只能是再一次地让疯癫闭口。德里达相信，沉默的历史是无法被书写的。一种理性语言取代另一种理性语言，理性对理性的革命，这改变不了疯癫的命运。抗拒理性的革命恰恰发生在理性内部，这种革命最终被理性所招安，所降伏，革命奇特地变成了压制革命的同谋，对理性的革命反过来巩固和证实了理性，这就是德里达在福柯撰写沉默的历史的革命性意图中发现的宿命。
德里达接下来就笛卡尔的论述与福柯展开了进一步的论争。如前所述，福柯认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排斥了疯癫，但并没有排斥梦和幻觉，因为疯癫无法思考，而一旦思考，就决不是疯癫。但是，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误解了笛卡尔，笛卡尔并没有将梦和疯癫区别对待。确实，笛卡尔先是简单地谈到了疯癫，尔后稍稍详细地谈到了梦。德里达要问的问题是：笛卡尔是怎样将梦和疯癫结合在一起论述的?也即是说，梦和疯癫作为笛卡尔的论述对象，这二者到底是同质性的还是异质性的?笛卡尔是将二者区分地对待，还是同等地对待?按照德里达的解读，无论是疯癫还是梦，在笛卡尔那里都是作为同一个命题的证据，都是为了证明人的认知可能荒诞不经，人的认知并不一定全部依赖于感官。为了证明这一点，笛卡尔先是举出了疯子，疯子会怀疑感官的可靠性，但是，笛卡尔发现，对于要证实的那个命题--人的认知可能荒诞不经--而言，疯子并不是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例证，
尽管是一个够格的例证。在这样的情况下，笛卡尔举出了梦的例证，梦和疯癫一样都是证明同一个命题。只不过梦比疯癫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更能说明人的认知的荒诞不经。因此，在笛卡尔这里，疯癫和梦是同质性的，具有同一种功能和角色，疯癫和梦都证实了感官认识的脆弱性，都证实了人的认知的荒诞性，只是"睡觉的人或做梦的人，比疯子还疯。或至少就笛卡尔所关心的认识问题而言，做梦的人比疯子更远离真正的认知"。①也即是说，梦和疯癫功能相同，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同质性内的差异，是量的差异，因而不是根本的而是微不足道的差异。笛卡尔之所以接着疯癫来提及梦境，是因为疯癫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它既不能覆盖整个认知领域，同时，"从教育学上说，这不是一个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例子"，而梦则可以弥补疯癫作为例证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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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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