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3)

       梦和疯癫在笛卡尔这里的作用和功能是相同的，那么，笛卡尔到底排斥了疯癫吗?"我思"和疯癫真的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吗?一旦疯癫，就不能"我思"了吗?福柯说："疯癫是作品的缺席。"德里达在这句断言中读出了福柯的哲学信念，即，如果要进行话语和哲学交流就必须设置规定，必须履行话语的本质意义和使命，这样，话语和哲学"必须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同时摆脱疯癫"，因为一旦有疯癫的存在，交流就是不可能的，反之，要交流，要存在着某种作品，疯癫就只能缺席。但是，德里达的问题是，如果"疯癫是作品的缺席"，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沉默，是被窒息，中断的言语，对于作品而言，沉默不是它的墓志铭，沉默是作品的深渊、极限和深邃的资源，也就是说，沉默不在作品之外，它是作品的潜在意义，它内在于作品，它静穆地埋藏在作品的深处，它是作品莫测的要素本身。就此而言，"疯癫是作品的缺席"，在福柯那里，其意义在于疯癫和作品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疯癫和哲学、语言、理性、我思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对于德里达而言，疯癫内在于作品之中，是作品的一个意义，一个要素，也即是哲学、语言、理性，我思的一个内在的、深不见底的隐秘要素，这样，疯癫同"我思"就不再是一种排斥关系了。"疯癫，在该词的每一种意义上，都只是思(思的内部)的一个个案。"②在福柯那里，"我思，故我不疯"，但在德里达这里却变成了，"我思，故我疯"，或者"我疯，故我思"，对德里达而言，"思想不再惧怕疯癫。"③
       这样，福柯从笛卡尔那里读出的两种对立形式，即梦和疯癫的对立，我思和疯癫的对立，都被德里达摧毁了，德里达使这两种对立卷入到他当时尚在成型的延异思想中。德里达和福柯的争论，尽管十分复杂，但是仍然可以看见六十年代刚萌芽的解构思想同正在广泛积聚的结构主义的潜在争执。
       《疯癫史》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著作，但埋藏着结构主义要素，福柯说，"描写疯癫史，即是要对历史集合体进行结构性研究，……结构性研究应回溯到那同时使理性与疯癫相联系和分离的决定；应尽可能揭示永恒的交流，共同的模糊根源，那给予意义和荒谬之间的同一与对立以意义的原初对峙。"④福柯在此假设了理性和疯癫，意义和荒谬的结构性对立，这种对立是研究的起点、前提，它贯穿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古典时代，福柯追问说，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这种结构尤为显著，这难道不值得惊讶吗"?"正是该结构记叙了从中世纪的和人道主义的疯癫经验向属于我们的把疯癫限定为精神病的经验的过渡。"①福柯在此就使用结构一词来描写理性与疯癫的关系，描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这种结构是古典时代疯癫史的一个根本特征，同时，这种结构，我们发现，正如福柯反复指出的，它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其核心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光明与黑暗、阴影与光亮、睡梦与清醒、阳光的实在性与午夜的潜在性之间的简明的分割"。②罗兰·巴特在福柯的这部著作中同样发现了古典时代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先于各种事件，事件不过在这种先在的结构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它们成为古典时代社会结构中的义素。不过，巴特发现的这种结构的义素不仅仅是排斥和区分性的，它们同样可能是联系性的，一个义素的变化将引起这个结构内的另一个义素的变化。福柯描写的结构对于巴特来说，更像一个总体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理性和疯癫是对立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表意上的联系性：理性的变化相应地就会引发疯癫的变化，理性与疯癫既对立，又统一。罗兰·巴特根据自己刚刚迷恋上的语言模式将《疯癫史》指派到结构主义的位置上，如果说，福柯的结构研究仅限于疯癫和理性的对立研究，那么，罗兰·巴特则将《疯癫史》看作是全盘结构性的，福柯描写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所有的全部事件，只有依据结构主义的功能系统才能得到阐释，因此，"它在两个层面上是结构的，分析的层面和规划的层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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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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