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里达向结构主义挑衅的第一步。尽管福柯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结构主义意图，但是，只要存在着某种截然分明的二元对立，德里达就有可能将其纳入延异的经济中。疯癫和理性在福柯这里是对立、排斥和水火不容的，但德里达却将二者看成是同质性的，它们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延异关系，疯癫是理性的一个迂回式延搁，理性同样是疯癫的差异性要素，疯癫和理性不是处于一个深层的整齐匀称的二元对偶系统内，而是处在一个无止境的差异链条系统内，它们互相指涉，彼此进行着开放的、无拘无束的能指嬉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不再惧怕疯癫"。不独独是福柯的理性和疯癫，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也常常被视为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德里达认为："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仅仅是迂回式的延异"，①因为"现实原则并没有抛弃最终获取快乐的意图，它实际上只是要求和实现被延缓的满足，要求抛弃大量获得满足的可能性，要求对不快有一种临时的忍受，这种不快只是通向快乐的曲折漫长之路上的一步。"②德里达在此看出了貌似对立的这两项的同质性，看出了它们之间的时间性延搁，最终看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迂回式的延异。不仅如此，诸如文化/自然，原初性/次等性，智性/感性，观念/直觉这些双偶对立都处于延异经济中，德里达不再将这些双偶对立--包括理性/疯癫--考虑为排斥性的对抗因素，相反，他在此发现，"每一个对立项都显现为他者项的延异，显现为同的经济中另一个不同者和延搁者"。③双偶对立中的"此项只是另一个不同的和延搁的彼项，此项对彼项进行延搁和区分，此项是延异中的彼项，此项是彼项的延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明显是严格的和无可简约的对立一度被称之为’理论虚构’的原因"。④就此而言，福柯的疯癫和理性之间的严格而又无可简约的对立，在德里达看来，就是一种"理论虚构"。
对于德里达的指控，福柯的回答姗姗来迟。在差不多过了十来年后，福柯以《我的身体，这纸，这火》对德里达作了反击。福柯还是围绕着笛卡尔的那段论述展开，他坚持认为，梦和疯癫在笛卡尔那里完全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福柯的论证十分复杂，它几乎紧扣着笛卡尔这两个段落中的每一个用词，每一个句子，句法以及它们的潜在含义，然后对德里达的解读一一反驳。福柯指出，笛卡尔在对梦和疯癫分头展开论证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字面上存在着差异，意象上存在着差异，段落安排上存在着差异，最重要的是，在沉思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而德里达则忽视了这些所有的差异，他"无视原文的布局，肯定文中(至少论梦的一段)含有疯癫特有的强有力的置疑；想象是另外一个人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排除疯癫；最后，认定这一排斥没有任何哲学意义，因为它完全出于浅陋无知。把笛卡尔的排除说成是包括，把排斥疯癫的那些话当成是另外的人对笛卡尔的批评从文中剔除出去，把排斥疯癫说成是前哲学的幼稚，进而把它从哲学家的话中排除出去，德里达为了彻底掌握笛卡尔原文的意思并将疯癫的问题化为乌有，真是费尽了心机。"⑤德里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排除了笛卡尔的哲学话语对疯癫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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