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与超级大国 从1940年开始，为了法国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戴高乐主义就成了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处理同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那时候的戴高乐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美英苏这些大国都不算很了解戴高乐，更不用说了解戴高乐主义，但是通过几年战时同盟的合作，它们已经领略了戴高乐主义的精髓——为了法国的地位和利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战争结束以后，戴高乐像丘吉尔一样，很快退出了政治前台，5但他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评说并没有停止。在整整12年里，在对联合国，对北大西洋公约，对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罗马条约的评说中，戴高乐主义进一步得到完善；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戴高乐通过著书立说，将战前就在脑海中孕育，战争期间萌芽并加以实践的看法，经过总结、归纳、提高，给后人展示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政策纲领，并成了他1958年第二次执政时期所有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1958年开始，正是这样一个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使得所有在战时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盟国都忐忑不安。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十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正是在这种对客观局势分析的基础上，戴高乐为法国拟定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6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7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8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西德。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是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戴高乐主义与欧洲建设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无疑，戴高乐主义者肯定是邦联主义者。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作出巨大贡献。9在战后，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10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11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美国并不反对欧洲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毕竟是美国可依托的力量。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和目标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但这却是与戴高乐主义不相容的。早在1951年1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12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提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认为从地图上看，苏联乌拉尔以西都属欧洲，应该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其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戴高乐虽然说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来没有详细阐释过，就连苏联人也不知所以。保罗·雷诺批评戴高乐时说，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13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
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14战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如果法国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近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开始运转。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德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二方面是想拉住德国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增强自己抗击美国的份量，并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法德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力量，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到“带头”作用。
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欧洲。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戴高乐主义与第三世界 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小，戴高乐就崇尚殖民战功。在少年时代，他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15他甚至乔装打扮成殖民将军费德尔布的样子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16他在圣西尔军校时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17作为法国殖民军官，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而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战直至动武。战后，1945年5月，戴高乐镇压了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起义。8月，他下令派出了印度支那殖民远征军，试图在印度支那重现法国的殖民统治，终于导致了长达九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对于1956年的苏伊士事件，他当时为自己无权作主遗憾不已，说要不然2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如果按照戴高乐一贯的殖民主义思想，戴高乐主义中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部分，肯定只能是老殖民主义的翻版。但恰恰是戴高乐重新执政、有权作主这个时期，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历史潮流面前，一步一步地退却，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为戴高乐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改写了新的内容。
1958年，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讨论中，戴高乐不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兰西联邦”中殖民地国家普遍的独立要求，坚持在旧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确立关系，只允许殖民地国家在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成为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进行通过新宪法公民投票前，戴高乐曾以取消所有援助警告坚决要求独立的几内亚，但是几内亚在杜尔领导下坚持独立。结果，除几内亚以外，12个法属非洲国家成为法兰西共同体成员。18宪法规定，这些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仍在法国政府掌握中。法国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退出共同体，法国参议院分配给9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正在浴血奋战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被确定为法国的一个“省”，遭受着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几内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1960年6月，塞内加尔和马里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此例一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经过协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承认这些国家独立。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谓的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不过，这一“非殖民化”，直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才算基本完成。
戴高乐在回忆当初作出这些决定的复杂心情时说道：“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法国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19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迫使戴高乐不得不忍受这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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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论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