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法国的自身利益考虑，戴高乐认为，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旧殖民关系，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得不偿失了。他认为，过去在殖民地的付出与收获，“似乎是值得的”，现在要求不一样了，负担在不断增加，更何况不甘屈服的愿望终于导致反抗，使法国陷入不能自拔的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耗尽了法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法国欠外债30亿美元，储备金仅剩6·3亿美元。战事不断，政局不稳，几十万军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感到再也不能继续这种状况了。他明白表示，实行“非殖民化”，“首先是因为如果继续去承担那些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不相适应的义务和负担，这同法国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22 因此，他要断然结束“从前是光荣的，而今后却是导致毁灭的殖民统治”。23
最后，既然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句话必然归结为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戴高乐主义中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由于法国长期顽固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不惜动用武力，采取最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致使法国在国际舆论中声名狼藉。就象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样，法国不仅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谴责，而且也常在国际舞台上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利用。显然，殖民地问题成了戴高乐主义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制肘问题。法国必须摆脱“老殖民主义”形象。
在实行“非殖民化”之后，戴高乐感到一身轻松。在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成了戴高乐主义展现自己的主要方式。法国恢复了因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同阿拉伯国家中断了的正常关系。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敦促美国向法国学习趁早承认中国——这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明显地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最大外交决策。法国在各种场合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戴高乐甚至像当年美国不经磋商就接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一样，在金边会见越南北方代表。法国代表像美国利用联合国批评法国一样，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在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时，法国明显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戴高乐本人对这一切行动深感满意，他说道：“法国敢作敢为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法国在精神、外交和物质地位上的变化，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巴黎访问。随着这种访问的日益增多，必将使我国首都最后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多少世代以来，它从未显得这样活跃。”24
三、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建设和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高乐主义，孕育于20世纪初期，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完善于战后的60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1890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年的普法战争虽然过去了20年，但那割地赔款的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战败投降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践踏，人民受蹂躏。法国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奠定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在分析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时候的法国政党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25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戴高乐退休后曾问过马尔罗：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混淆抹杀了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了吗？于是，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的。”26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27由此可以认为，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在二战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那么，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自然就突出出来。戴高乐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28但是，正当戴高乐想乘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的挑战，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是12年。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就是指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29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就连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30但是，戴高乐将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就有欠公允。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第四共和国时期，在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31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锁下，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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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和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