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戴高乐再次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因病去世以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同戴高乐本人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只会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吉斯卡尔—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 ）。因为基本上已经都是历史，所以作为回顾和总结来讲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伊曼钮尔·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46在这些执政者中，应该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47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说他执行的是“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说他执行的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可能会更生动一些。所谓“现实的”，或者“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美苏领导人在互访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署了一些条约和议定书，开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均衡裁军会议。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哄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吉斯卡尔—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有人也就“吉斯卡尔—德斯坦主义”作过探讨，但那只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翻版而已。当然，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其实，在今天看来，“世界主义”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不过，正是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吉斯卡尔—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才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应该提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位置上任职14年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
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密特朗是在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追求这个目标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48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十四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赤裸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
至于希拉克，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他是继蓬皮杜之后，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希拉克1967年35岁从政，在戴高乐后期和蓬皮杜时期，在多界政府中出任过国务秘书、部长级代表、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1974年应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邀出任政府总理。希拉克决心继承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恢复戴高乐派的实力。1974-1975年任法国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戴高乐派）总书记，1976年8月辞去总理职务后于12月创立法国保卫共和联盟，491977-1995年他三次连任巴黎市长，1986-1988年出任左右翼共处的政府总理，501995年当选总统，2002年连任。
希拉克在首任总统的前两年，在波黑、非洲和中东，在北约、核试验、欧亚会议、加利连任和美国“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有着一连串的不俗表现，使其像戴高乐时期一样，把法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法国舆论认为，“法国重新听到了它在国际舞台上消失的声音”，希拉克在期望“重新获得他崇拜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享有的地位”。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五年中，希拉克被迫与左派政府“共处”。在左派的制约下，希拉克无法全力推行和实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直到2002年5月，在击败极右翼领袖勒庞再次当选总统之后，51在美国准备竭力推翻萨达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希拉克才找到全力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机会。当围绕伊拉克问题法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2003年3月10日，希拉克公开宣布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尽管希拉克一再声称“法国并不是一个仇视美国的国家”，“美国和法国、美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是绝不会争吵或翻脸的”，“你们所说的否决权，其实就是投反对票，反对多数人的意见，这没什么特别的。是很正常的事，符合国际原则，也符合国际法。”52但是，舆论还是将它与戴高乐当年对抗美国联系起来。有的说，伊拉克危机使戴高乐主义在希拉克身上重现，即通过对美国说“不”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法新社巴黎英文电）。还有的说，不管是形式上（捍卫独立的政策），还是实质上（不惜同美国发生公开的碰撞），希拉克都想证明自己始终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还有其他国家元首有本事同美国总统较劲吗？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能够这样跟布什针锋相对”（法国《十字架报》）。德国的《世界报》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欧洲戴高乐主义”的发展。还是沃勒斯坦说的明确，他认为“戴高乐主义迄今都发挥了作用”，“现在似乎还不是抛弃戴高乐主义立场的时候”，“事实是，由于自己的戴高乐主义，法国是当今世界上能对美国地缘政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唯一国家，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甚至中国也不能”。53
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态度，使戴高乐主义再次活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此，希拉克也倍受法国舆论赞赏，被称为“法兰西的和平斗士”，甚至有人提问希拉克是否会成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疑，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的这一次表现，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钳制。它起码说明，国际社会54发展到今天，任何人想无所制约地为所欲为，已是不可能了。
但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能重振法兰西吗？毕竟世事已非。不管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别的戴高乐主义，任何形式的戴高乐主义都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
戴高乐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戴高乐主义失去了发挥独立自主作用的回旋余地。如果说，在两极格局中戴高乐主义都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如今面对更加强大的一极，戴高乐主义势难更有作为。
戴高乐主义依托的是欧洲联合的力量。希拉克强调世界多极化，没有欧洲，法国自己是不能作为一极的。本来，希拉克有没有当年戴高乐充当六国欧洲带头人的威望和实力就是个问题，更何况，如今面对的是15个，转眼就是25个，甚至30个成员国的欧盟。再加上在这场对伊拉克战争中，欧洲被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分成了“老欧洲”和“新欧洲”，55已使戴高乐主义失去了作为欧盟统一的对外政策基础影响整个欧洲的可能。
戴高乐主义的本质核心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人类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认知上的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已很难完全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之间，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合法干涉之间时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法国又怎样去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一个国家内的民族斗争就符合戴高乐主义的民族独立政策，在什么情况下对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就不违背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主权原则呢？而那个不断扩大和深化并想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欧盟，明显与戴高乐主义的“各国的欧洲”相悖，在那里，怎样体现法兰西民族的特性，怎样体现法国的伟大呢？
法国已失去往日的特殊光彩，世人和国人都已默许它的平淡。路易十四盛世，拿破仑时代，甚至戴高乐时期，都已成为历史。人们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法国，它不能再去追逐那些与它自身力量不相称的业绩。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今后也许还会接受戴高乐主义像2003年这样平淡再现。
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国家、资本和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