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蒙托斯(Louis Adrian Montrose)、维勒(Don E.Wayne)等。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具有庞杂知识体系和学术范式的学派。它诞生于美国，而受欧陆思想的薰染，并呼应德法思想的冲突演进。这使它有可能跳出狭窄的文本视界，获得新的更为客观的视野，去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和文本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文本的阅读和批评，源于8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它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趣事佚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到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到批评的政治。 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成为格林布拉特最主要的工作。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个人自我性格的塑造，那种被外力强制改塑的经验，以及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这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必须调整并重新选择自我的位置：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密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超越了西方激进主义思潮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再满足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看到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且有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对旧历史小说主题人物加以剥离，对旧经学加以反拨，对旧的意识形态加以颠覆，使新历史文学走向了重新解释历史，再造历史，再造心态史，再造文化史的新话语，从而具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放回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构成与被构成、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言说、自我生命"表现"与被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因此，进入历史和文学文本，就意味着对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中被同化进而丧失应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文本的"权力"加以拆解，剥离文本中那些保留个体经验的思想、意义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种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话语表明，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新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史的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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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论现代性
试析西方学者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