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有时会看到美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东方学”研究机构里制造出来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产品，还有日本人在整个大东亚政策下不断生产的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稍一接触，就会感到惊讶：他们怎么如此了解中国！日本人在侵华之前对东三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内地，从历史、地理、人文角度对活着的中国人的认识，已经丰富到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国也如此，他们有费正清系统，还有别的与费氏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的认识拼在一起，相对来说就比较全面了。日本以前在侵华的总构思下开展中国研究，但至少许多学者极其严肃、认真、刻苦。就拿鲁迅研究来说罢，迄今为止最好的还是竹内好，而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世界进入理论上遵循信息自由主义的网络化时代之前，西方关于东方的宣传与介绍在声势上总是落后于东方关于西方的宣传与介绍。中国人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固然多于西方人对中国书籍的翻译，一个中国农民关于美国的知识，也很可能比一个普通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丰富得多。但是，从宣传性的介绍或夹杂着介绍的宣传得来的知识的“丰富性”，并不等于知识的“真实性”；相反，这种知识越丰富，它在真实性上反而会越贫乏。
清醒的中国人从来不会为“我们”认识西方的表面上的声势所欺骗，相反倒是应该从那种全民参与的浩大声势中发现“我们”在获取关于“他们”的知识时的种种不良之处。声势上相互关心的不平衡，记录着相互关系的不对等：“他们”有理由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却无论如何没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即使在关系紧张时代最歪曲的宣传，也清楚地显示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远远超过“他们”对“我们”的关心，但这种表面上主动的关心恰恰无法掩盖实际上的被动性。看似主动而实际被动的关心，是一切弱者对于强者应有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主动而实际上被动的关心的驱使下，很难找到获取有关“他们”的知识的理想途径。
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从实用的角度讲不够，从非实用的文化、宗教和灵魂的角度讲更薄弱。现在中国能否找到世界公认的或者为我们自己所佩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外国哲学研究专家或外国某个人物的研究专家而足以形成一个学派并足以成为我们看美国看德国看英国看法国看日本看印度看希腊看埃及看阿拉伯看以色列的一个窗口？恐怕一个也没有。说句极端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作家描写的外国人，也就是“藤野先生”可以留下来。我们确实已经开放了一百多年，但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实在很有限。
万万不可高估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兴趣。我们现在姑且可以说“睁眼看世界”了，但如果不看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心和灵魂，只看他们的政治（仅仅针对我们的政治），或者只看他们的学术（一部分中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最新最近最时髦的学院式的学术），这样看出去的世界还是封闭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游历了五大洲，回到家里，思想反而变得比从前更封闭。越是封闭越要看世界，越看世界越封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不能被表面的开放所欺骗——它也许正是一种新的封闭。在普遍开放的所谓“全球化时代”，新的封闭正是我们要警惕的。现在，政府和民间动不动耗资几百万、几千万，从国外搬来没几个人看不懂更没几个人花得起钱去看的“大制作”，其实这些“大制作”带给中国的实惠，远不如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翻译。但谁会承认这一点呢？
鲁迅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杂文，叫《由聋而哑》，说中国人听不到外国人的心声，翻译不了他们的文学，好像是聋子；聋子久而久之就成为哑巴，连自己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觉得，今天尤其不应该忘记这样沉痛的告戒，因为中国说自己的话的困难，还有比现在更厉害的吗？
圣彼得堡，红色芭蕾及其他
西方“陌生化”诗学纵读——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莱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