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诗学理论大约20多年后，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从戏剧理论方面又一次对“陌生化”（又译为“间离法”或“间离效果”）理论进行了阐述。
一九三五年春，布莱希特在莫斯科欣赏了前来演出的中国京剧艺术，并于次年撰写了《中国戏曲艺术的陌生化》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陌生化”概念；其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剧本构成、表演方式、人物语言等多方面对“陌生化”诗学进行了深刻论述。
在《论实验戏剧》中，布莱希特对“陌生化”进行了如下定义：
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24]
可见，“陌生化”就是通过对习以为常、众所周知的事件和人物性格进行“剥离”，使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之间产生一种距离，进而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来看习以为常的事件和人物性格，并从中发见出新颖之美。这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极其相似。
虽然如此，但当我们把“陌生化”放到他们各自的诗学理论中加以考察的话，又会发现两者有着质的不同。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为二者所主张的文艺的社会功能不同。对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陌生化”只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概念，文学应成为独立的自足体和与世界万物相分离的自在之物，因而很少去考虑“陌生化”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在布莱希特，“陌生化”已超越了单纯的形式与结构层面，而成为参与、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造。在《街景》中，他说：
一种技巧，它所要表演的人与人之间的事件，具有令人惊异的、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单纯自然的事物的烙印。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有益的批判。[25]
可见，在布莱希特那里，“陌生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更是一个哲学上的认识范畴，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特殊规律。他曾经把陌生化的实现过程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认识（理解）——不认识（不理解）——认识（理解）。首先，我们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习见之物；其次，通过陌生化手法使我们对习见之物产生惊愕与异化感；最后，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对习见之物的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可见，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并不是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倡的那样“唯陌生而陌生”，而是希冀借陌生化达到对事物的更高层次、更深刻的理解与熟悉。正如布莱希特的学生维克维尔特所说：“‘陌生化’是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消除所表演的东西与观众之间的间隔。陌生化是一种可以排除任何现象的‘陌生性’的可能性……因此，陌生化是真正地令人熟悉。”[26]维克维尔特的话是很精辟，也是很中肯的。布莱希特的“陌生化”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制造间隔，而恰恰正是力图在更高层次上消除这种间隔。制造间隔只是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更重要的是消除间隔，达到对事物的更深刻的熟悉。
其次，二者所依附的理论基石也不同。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美不在于对外在事物的逼真描绘，也不在于表现了作者一定的心灵情感，而在于文学自身的“主人公”——文学性——所显现出来的诱人的艺术魅力。“陌生化”是“文学性”获得源源不绝的生命活力之所在，也是审美接受者获得新奇美感享受的根本；布莱希特则在“美是生活”的命题上继续前进，它认为美是客观事物的显现，是客观存在在艺术形式中的本真显现。因此，美与生活的关系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他说：“一切前进的事物，亦即在生产中导致社会改造的每一摆脱自然束缚的解放，人类按照新的方向所从事的一切改善他们的命运的尝试，不管在文学里作为成功或者失败加以描写，都赋予我们一种胜利的或者信赖的情感，带给我们对一切事物转变可能性的享受。”[27]可见，布莱希特美学理论的基石是牢牢地根植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大地上，其“陌生化”理论，是对被资本主义“异化”文明掩盖下的本然生活的一种挖掘手段。
布莱希特如此强调“陌生化”手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其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艺术实践的产物。布莱希特认识到，虽然“阐述人类社会本质的新兴科学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了”，[28]然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观察事物的新眼光还不能同样用来观察社会”，[29]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尚停留在黑暗中的领域”，因为，“受到了掌握政权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束缚”。[30]这种状况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群众并不总是知道要求真实的，当他信假为真的时候，可以几百年之久而不自觉。”[31]从这种社会考虑出发，布莱希特认为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上的启蒙，即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布莱希特看到，在这个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传统的是非曲直观念是颠倒的，处于剥削奴役地位的阶级千百年来一直在沿袭着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为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2]因此，布莱希特认为要使戏剧真正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反映或揭露被历代剥削阶级偏见或习俗所蒙蔽的现实，就必须使用“特殊的镜子”，而这面“特殊的镜子”，就是“陌生化”。只有通过“陌生化”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引导他们“用异样的目光去认识事物”，[33]对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世界作出判断，才能打破思想统治上的异化，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追求文学的内在自足性，极力避免对社会作出任何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布莱希特则旗帜鲜明地将“陌生化”用作认识生活、干预生活的重要手段。由于布莱希特的这种创造性变革，传统的“陌生化”诗学理论得以冲破什克洛夫斯基所营造的象牙塔，融入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并赢得持久的旺盛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诗学是对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诗学的一次伟大超越。
“陌生化”诗学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最强音，但它仍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遥遥呼应着。如解构主义就提出，文学语言“陌生化”的要义是解构语言能指与所指间习惯化、常备化、自动化的意指关系，摆脱由语言建立起来的习以为常的知觉经验，打破、毁坏一切固有的语言符号模式，把语言置于重新以所指的背景中，借以重构它的感性内涵，形成新的意指链。解构主义者对传统的背叛与更新，恰恰是一种“陌生化”策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真理的声音并不会因历史的前进而嘶哑于故去的旧纸堆。“陌生化”这一诗学传统终将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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