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的名义审视死亡并不等于可以以神的名义提前结束生。基督教除了对殉道者加以了歌颂外，对于厌倦生的主动赴死并不持赞成的态度。但是，在文学史上存在对于自杀的一种误解，即认为主动求死是回到上帝的身边。这种态度来于对耶稣受难和一些受难使徒的世俗化理解。《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叫司提反的圣徒殉道的故事，司提反与许多犹太教徒辩论，犹太教徒辩论不过便收买人诬告司提反，于是他被抓到犹太教公会受审，司提反斥责了公会的种种罪行。最后被众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基督教认为，司提反的死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成就为道舍命，这种死是幸福与义勇上的事。他的这类故事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即“殉教者坚不可摧的信仰和意志；迫害来得疯狂而残酷；在殉教者牺牲的前后，有种种神奇‘异象’的产生，以显示殉教者受到上帝的眷顾与庇护。”7 ）
而随着世俗化运动的展开，对于基督教故事表现的死出现了误解：认为有信就可以主动地求死，而不是要因着信向死而生。歌德的维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误解的牺牲品。维特自杀的现实原因固然是爱绿蒂而不得及鄙俗无比的德国市民社会造成，于此意义他的自杀体现了激进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而维特之所以勇于自杀，从其对死的价值关怀来看，他是把早死视为了回到上帝身边的一种途径。维特就提到：“我一回到自己房里，就疯了似地跪在地上！上帝呵，求你赐给我最后几滴苦涩的泪水，让我用它们来滋润一下自己的心田吧！在我脑海中翻腾着千百种计划，千百种前景，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十分坚决、十分肯定的念头，这就是：我要去死！”
以维特的软弱怎会有产生如此坚决的死的念头？黑格尔认为维特有着的是“完全病态的性格”，他“没有力量能摆脱爱情的顽强执着。”8）然而，维特的性格病态吗？身处一个鄙俗的时代，是否要身心与时代同样鄙俗才不算病态？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时代的一无是处，是否自身也要一无是处，才算健康的性格？当且只当爱情还是纯洁的时候，被它的力量所束缚住是否算是无能呢？把维特的悲剧归为纯粹的社会悲剧、时代悲剧与性格悲剧，那我们就理由指责社会、时代与性格。而这种指责有力吗？维特以悲剧形象出现在文学中，马上引起了当时无数欧洲青年的模仿，甚至学习他的自杀。当时的欧洲青年性格都病态吗？都没有力量摆脱维特的对死的顽强的态度吗？
进入晚年，歌德才在《浮士德》中说：“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反观维特，他不是自强不息者，他是以上帝的名义自杀，是借上帝的名义提前离开此世。他不象浮士德一样获救了，而是以他的软弱留在了文学中。他的不幸在于对上帝如何拯救世人的误解。上帝是呼唤在爱中承担无辜的受苦，而不是在死中接近上帝。死亡在西方文学成为一个主题表明的并非是西方文学热衷于宣扬死亡，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要出死入生。这才是它留给读者最大的一笔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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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陌生化”诗学纵读——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莱希特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