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身份的基本特征是自由。"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与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7]当时德意志的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生动地反映了城市的这种独特的政治作用。自由的一个自然延伸是平等。在城市中尽管不同的商人之间，或商人与其他市民之间在拥有财富上可能悬殊很大，但他们之间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不仅如此，市民阶级也获得了与教士和贵族相同的参政权。
人文主义的特殊功能是协调城市中的几大势力。中世纪末期行政权力、教会权力和商业权力在城市中的势力不相上下，相互之间时有冲突和对抗，一种权力总是力图居于其它权力之上。人文主义是平衡城市中行政权力、教会权力和商业权力的一种机制。人文主义注重和谐和限度，认为"神学的"、"公共的"和"私人的"这三种利益能够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中协调一致。协调三大势力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公共利益至上观念。人文主义者认为当时威胁城市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城市内部的党派之争，内部的党争不仅破坏了城市的团结，而且刺激起人们私欲的膨胀。统治者以私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为重，会使"善良的行为演变为自私邪恶，"结果则是"整个政权的命脉被斩断。"为了维护城市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必须抛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把城市的整体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将城市的利益置于党派的效忠之上，"将城市之爱和城市的幸福"作为全体成员的最高利益。
中世纪城市中有三个建筑中心，代表着三种权力，即教会、政府和市场。这三种权力指使下的活动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为方式，使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起初，城市的中心建筑是教堂，教堂是城市中最高的建筑物，教堂位于城市的中心，周围有一个广场，各主要街道汇向教堂。当世俗权力兴起以后，城市中变出现了与教堂相对峙的另一种建筑物--市政厅。城市里就出现了两个中心，城市布局随之发生变化。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集市广场的地位日渐突出，第三个中心出现了。"行政长官的宫殿代表政治行政功能，主教教堂代表宗教功能，集市广场代表经济功能。"[8]在行政和司法活动中使用的是法律语言，表达观点时以司法术语为基础。在宗教活动中流行的是教会语言，达意时"摇摆于《圣经》的隐喻和禁欲主义的表达方式之间"。商业活动中通用的是"利润"的语言，商业语言是建立在"利益"这一关键词语上的。司法-行政思维方式在尊重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宗教思维方式以来世和永生为基础。经济思维方式力图求助于利润的刺激来满足日常需要的雄心勃勃的愿望。行政官员代表公共权力，处事时应不篇不倚，并要熟知法律。神职人员应具有虔诚的信仰，并且要象关心自己那样关心他人。商人的行为准则是信誉，不欺诈，不偷漏税。
四
城市的政治体制大都采取共和政体，其基本特征是执政官民选，实行任期制，有的城市建立了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执政官的三级代表制。比萨、米兰、阿雷德、卢卡和锡耶纳等意大利北部城市先后于1085-1125年开始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官，到了12世纪下半叶，民选的"长吏"（最高长官）在意大利各城市取代了执政官。最高长官是行政长官，也是最高法官，又是政府的首席发言人，任期6个月。长吏通常是其他城市的公民，经由本城的人民大会选举产生，任职期间由两个委员会辅佐。长吏每年必须向议事会或公民大会述职，不称职的长吏可以撤换。民选的官员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外，长吏得到的报酬是薪俸而不是授予土地，他与所在的城市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到12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各主要城市普遍采用了这种共和自治的政府形式。到14世纪，英格兰的城市也陆续取得经民选市长和市政官的特权。
城市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共和主义。自人文主义出现以来，"自由"就获得了"政治独立"与"自治共和"这两个经典含义。在中世纪后期罗马法的复兴热潮中，意大利北部城市萨索费拉托的的法学家巴特鲁斯（Bartolus, 1314----1357)重新解释罗马法，从法律的角度为城市自治而辩护，承认城市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城市是由自己行使立法权力的"自由民族"来治理，城市能够自己制定法规，并且按自己的方式组织政府。城市是"自我之君主"。城市实行共和自治，可以选择自己的政治统治方式。 共和主义涉及城市共和国与原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在城市与皇帝的冲突中，巴特鲁斯为城市的独立辩解，坚持"所有国王在其领土上权威与皇帝相等"。[9]他与其他城市法学家一起，重新解释罗马法，"这种创新的结果不仅是在罗马法的研究领域内发动了一场革命，而且朝着一个政治学概念的确迈出了一大步，这就是政治权力多元化的概念，它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主张各种权力不仅独立于帝国，而且彼此分立。"[10]
共和主义"独立"和"自治"的基础是人民主权论。巴特鲁斯认为是人民把最高权力委托给统治者，而不是象阿奎那所说的那样，人民把最高权力让渡给统治者。不仅如此，人民还是最高立法者，官员的行动必须得到人民的许可。如果统治者不能按照民众授予他们的权限行事，人民可以撤换他们。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变成暴君，巴特鲁斯主张统治者的自由裁决权应尽量地小。为了使人民能够永远控制统治者，巴特鲁斯设计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是由全体公民选举的议事会或全体会议。然后这个会议选举出一个由"执行者"或最高行政官员召集的较小的议事会。这个组织再根据需要任命一定数量的官员，负责履行比较专门的统治职责。"[11]这种制度设计可以保证每个市民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政府的管理，每个人都有权批评政府，并把选举和罢免最高行政官员的最终权力保留在全体民众手里。
中世纪的这种城市意识形态上接古代的城邦主义，下启近代的国家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尽管城市还不是民族国家，但有关国家的若干基本问题，比如国家的性质、国家与统治者的关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等在城市意识形态都已经涉及到了。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代议制思想、共和制思想、公共权力思想等都与城市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有渊源关系，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意识形态与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只差一步之遥。
[1]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第5页。
[2]（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8年，第一卷 第59页。
[3]《欧洲经济史》，第一卷 第74页。
[4]《欧洲经济史》，第一卷 第11页。
[5] 《欧洲经济史》，第一卷 第12页。
[6] 《欧洲经济史》，第一卷 第72页。
[7]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64年，第46页。
[8] （意）萨·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第2页。
[9] 转自《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0页。
[10]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8页。
[11]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67页。
西方文学中的“死”与“赎”
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