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存美学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考虑到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特点,福柯认为:生存美学的重建及其实施,是离不开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的研究(Foucault, IV, 223; 383; 609);这是因为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变过程中,自从基督教道德和罗马统治者的权力运作紧密相结合之后,特别是自从近代社会产生之后,西方人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体性,逐渐成为了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原则。 “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的”﹖福柯在这个基本论体中,强调了两方面的意含:一方面是试图揭示他所一贯严励批判的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实质及其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则重点指明:“创建绝对自由的个人自身(soi-même)”在生存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为了揭示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实质,福柯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中,以大量的精力从事知识考古学以及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批判研究活动,不遗余力地揭示权力(le pouvoir)、知识(le savoir)和道德(la morale)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紧密交错关系,揭露它们相互配合、纵横穿梭而彼此渗透的狡诈计谋,特别是揭示它们在创建和散播各种论述(le discours; Discourse)以及贯彻论述实践(la pratique discurcive)的过程中,威胁利诱地运用复杂的策略的权术游戏的特征。福柯指出,就是在这种政治运作中,我们逐渐地丧失了‘自身’,一方面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le sujet)以及成为说话、劳动和生活的主体,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觉地沦为历代社会统治势力所宰制的对象;所以,福柯由此指出,主体无非是各种传统理论对每个人的自身进行扭曲的结果,也是社会统治势力普遍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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