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交往态度方面两类儿童无显著差异，在横向的同辈群体又往、纵向的师生交往、性格倾向等方面均是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在总体的人际关系社会化方面是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其主要原因在于流动儿事在流入地受到社会排斥，而留守儿童没有这一因素。社会排斥的概念是就社会关系而提出的，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某些令人或群体被排斥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这一概念既有量的维度——包括交往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也有质的方面一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还有结构维度——指社会网络的密度、同质性与多样性或分布广度厂据此分析，社会排斥是交往人数和频率的下降，是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具体到流动儿童而言，则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同龄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留守儿童则不会遇到这一问题；作为群体性动物与好玩的本性，流动儿童期望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与其他流动儿童组成群体之外，他们也倾向与流人地的儿童建立伙伴关系。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经济地位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的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过程中首先就存在文化差异与冲突，城市儿童自身及其家长大多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排斥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由于文化背景与经济条件无法融入到流入地同辈群体的生活当中，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难以建立。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虽然身在城市，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与周围有着相同经历的流动儿童建立有限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由于城市儿童这一比较坐标的参照，大多流动儿童会在心理上对人际交往产生自卑与封闭的趋向。
流动儿童受到的社会排斥现象是农民工遭遇社会排斥的一个缩影，这是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伦理特征相联系的（郑勇，2005)，其主要表现就是我国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排斥，它在客观上起着社会阻隔的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居民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排斥作用。大量的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体力劳动，特别是那些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劳动风险高的工作，而且不能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和城里居民一样的劳动保护和相关福利保障，一直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当然作为派生的民工子女也顺理成章地被排斥在社会保障政策之外，在社会支持网络中更是成为弱势群体。
五、知识面广度及他人评价的比较
鉴于本研究的目的，笔者设计了客观评价指标以对比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社会化结果的情况，从日常生活常识到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从儿童的自我总体评价到家长与老师对儿童的总体发展评价，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赋值（见表6)。
110、119、120等常用的电话号码对于孩子在遇到意外的时候求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从对民工子弟对这些号码的认识程度来看，知道110的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119、120,而对114、122等咨询电话号码知道的孩子就相对比较少些，在对这些号码的认识和了解的比较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并无显著性差异。
在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对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使用过电脑但是自己没有的孩子在民工子弟中占了大部分(53.9％)，而见过电脑，但没有使用过的也为数不少，占了23.2％;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的和自己有电脑的比例都比较小，分别为5.5％和6.7％，对于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流动和留守儿童都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主要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关，他们的父母没有更多的经济条件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经常性接触电脑的环境，更没有经济能力为他们配置电脑，由此总体来看，他们接触电脑和了解电脑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对知识面的自我评价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留守儿童更加的趋于自信，而流动儿童更加趋于保守。在“比大多数同学窄很多”的选项中，有10.2％的流动儿童选择了该选项，而留守儿童为6.1％;而在“比大多数同学宽很多”的选项中，4.1％的。留守儿童选择了该选项，而选择该项的流动儿童只有2.8％;在“彼此差不多”的选项中，有50.7％的留守儿童选择了该项，而选择该项的流动儿童为61.1％，大大高于留守儿童。
从T检验可以看出，从知识面广度到民工子女的自我评价，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我们前文的流动儿童在流动地的教育社会化、物质生活质量等方面并不高于留守儿童的分析再次得到了证实。流动儿童的客观生存环境虽然比留守儿童有某些方面的改善，但就基本生活常识——这一社会化结果来看，流动儿童并未超出留守儿童的水平，身在城市但与城市儿童的知识广度还存在本质的差距。进而，流动儿童对自身社会化的评价与留守儿童无差异，也证实了在感觉上流动儿童并非与城市儿童属于“同质群”，而与留守儿童属于“同质群”。当然，就样本属性来看，流动儿童做自我评价所依据。的参照群体并不是城市儿童，而是他们自身所在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同学，此群体与留守儿童所在农村学校中的参照群体是同质的。所以厂就结论的解释力来讲，我们不排除样本设计的局面及其解释力的局限，只是本研究的数据结果进行讨论。站在客观立场进行评价，我们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化效果总体上是优于留守儿童的，这一点既是我们的研究假设中重要的观点之一，也在家长与老师等“他者”对两类儿童的社会化总体效果的评价得到了证实，存在显著差异。
六、小结与讨论
鉴于上述各项目的分析，我们对所有指标进行综合，五个维度综合成百分制的民工子女社会化指标体系，用总社会化程度得分来比较两类儿童的社会化结果。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总体的社会化结果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社会化均值分高出留守儿童1.819个百分点，检验结果表明此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此结论证明了关于两类儿童社会化水平的研究假设。具体到各个维度来看，智育社会化与生活社会化方面，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在知识面广度与他人评价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对此结果我们分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关于教育社会化的无差异，我们认为流动民工在打工地是外来人口，不具备本地居民上学的制度条件，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是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民工子弟学校大多存在办学不够规范、师资力量不强等问题，虽然暂时性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但是，在实质程度上民工子弟学校不比农村的学校教学质量高，所以在教育社会化上，流动儿童所受教育与留守儿童差异并不显著。
关于生活社会化差异的不显著，我们认为民工子女无论是流动或是留守，他们都是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横向流动的地理位置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这与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的道理相同，流动儿童并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所以流动出来的民工子女在生活质量上与留守儿童并无显著的差别。
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动儿童由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生活相对完整，亲子问的互动及父母的照顾使流动儿童在身心发育方面相对更健康，尤其是把子女带出来的民工对其子女身心健康的评价更倾向于积极。
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留守儿童处于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当中，从小就在邻里之间扎下了交往频繁的根，同辈群体均为熟悉的伙伴，老师可能就是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或伯父伯母，这给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带来了较强的正效应；而流动儿童大多处于城市的异质文化群，并且受到文化冲突与社会歧视的影响，在人际交往方面较差。
在知识面广度与客观评价方面，留守儿童相对处于一个信息闭塞的世界，而流动儿童的社会环境更为开放，信息流更大，接触面更广，无论是在科技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知识，流动儿童见过的甚至是用过的均高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知识面较广进而得到的评价也更高。
综合各个维度的总体社会化水平表明了流动儿童的社会化优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既符合我们研究假设的判断，也符合青少年一代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更符合中国由目前的人口大国向未来的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趋势，也更符合中国社会转型期加快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促进城乡和谐的需要。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16日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农民工子女教育既是老一代农民工的关注焦点和稳定基点，也是下一代成长起来的农村劳动力真正实现三个转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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