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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过程中重建对话机制(1)

摘要:课程标准作为新课程新思路实施的依据和课程改革取向及成效判定的准绳,需要接受社会不同人群的价值评判。课程标准评价的实质是课程价值标准的评价。课程标准评价的实施,需要创建以对话为特征的评价机制。课程标准评价过程是网状交织的多重对话过程。课程标准评价的研究应致力于对话机制的重建。

关键词:课程标准评价;对话机制

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new ideas, the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riteria of its effectiveness,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need the value judgment from various social groups. The essence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lie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andards of curriculum valu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evaluation need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logue.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evaluation is the netlike dialogue process. The research into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mechanism.

Key words: curriculum standards evaluation; dialogue mechanism

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涉及多方面的评价问题,本文要探讨的评价问题,是以课程改革自身为对象的评价,课程标准作为新课程新思路实施的依据、作为课程改革取向及成效判定的准绳,本身又要接受社会不同人群的价值评判,这种情况使传统的价值一元评价模式捉襟见肘。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许多评价领域是不能以强制的方式达到一致的认识,这就只有采取对话或协商的方式,在充分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到相互理解和基本认同。我们的课程标准评价也是如此,需要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在实施评价的过程中,创建以对话为特征的评价机制。

一、“评价即对话”:价值多元时代的一种必然

当我们着手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18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评价研究项目时,面临这样的任务:在新课程标准实验稿试用一年后,向使用者搜集反馈意见和修改建议,给课程标准制订者提供进一步修改课程标准的参考依据。尽管这一项目后来被称为“调研”和“修订”,但它作为一种课程产品评价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调研方案及工具的设计与实施的经历使我们深刻体验到:评价就是一种对话,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尤其如此。

(一)课程标准评价的实质是课程价值标准的评价

从评价的角度看,课程标准中关于课程性质的定位、课程理念的阐述、课程目标的确定等等,都是对该课程的一种价值诉求;课程标准中入选的内容,是这些价值的载体;所表述的内容标准,是对这些价值尺度的刻画与描述;还有具体的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等等,其作用则在于力图保证这些价值诉求在课程实施中尽可能地得以实现。制订课程标准的专家,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他们通过标准的书写所表达的固然是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但有时也不排除因个人教育背景、学术素养而产生的价值倾向在制订过程中有意无意起作用。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试用的一年多时间内,其所内涵的这些价值诉求已经在实践中被众多使用者(包括教材编写者、教师、学生,还有地方教研人员)有意无意地体会、揣摩和考量,这一次修订前的调研式评价,其实就是将这些信息集中起来,作为修订的参考。显而易见,课程标准的评价,实质上就是一种关于课程价值的对话,是多个主体之间的价值商谈。由于参与这次“商谈”的主体处于不同的生存处境,甚至处于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那么,他们之间价值追求的差异性不仅存在而且显著。

如果把每一个评价主体的“心理场”看作是一个“坐标”,那么,评价主体持有的价值标准就是“原点”,他观察和评判课程标准之“效”和“益”的各个方面(各种举证)就是“动点”。一般说来,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场”还可以保持相对统一,然而,“场”与“场”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则是不可避免的。刚才说到,课程标准评价有多方主体参与,这样一来,每一个主体的“坐标原点”对另一个“坐标”来说,就成了“动点”。换言之,每一个人(包括课程标准制订者)的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都要受到他人的价值评判。例如,“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样一个价值诉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会表达不同的态度,并且对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是否实际体现了这一诉求有不同的判断。

(二)课程标准评价过程是网状交织的多重对话过程

课程标准制订者与教材编写者之间,标准文本和教材文本与文本“读者”(教师、学生、教研人员)之间,调查者与接受调查者(上述所有人群)之间,必然发生错综复杂的价值讨论乃至冲突。但要看到,这场对话从总体上说不是“多”与“多”的对话,而是“一”与“多”的对话。这个“一”就是课程标准文本所代表的社会意愿。说到底,尽管从课程方案到课程标准的制订经过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并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讨论最终要“归”到“一”上面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参与各学科课程标准制订的每一个人,如何理解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基本理念、怎样把这些理念体现在特定学科的内容标准之中,相互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标准稿本的制订也经历了“一”与“多”的对话。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价值争吵,我们把这次调研的重点放在课程标准对课程改革基本理念的体现程度上,而不是对课程改革方案基本理念的认同程度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和各科课程标准在付诸实验之前,已经在科学家、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人士中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约60万字的评估报告。)

(三)课程标准评价研究应致力于对话机制的重建

课程标准的评价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的行为,它应当成为多方价值主体沟通的经常性渠道,但是,关键是建立起一种恒久有效的对话机制。

从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对话机制。第一代以“测量”为核心的评价,试图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价规范系统,评价意味着考察被评价者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客观”规范。第二代评价以“描述”为特征,以评价者和评价系统为对象,从而得以正确地描述和选择评价模式。第三代教育评价强调判断,既面对客体又面对主体,融合了前两代评价的特征,但它自身又有明确的要求:评价的客体是尚存疑问的;判断要求标准;判断必须是一种裁判,是决定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是人们认识和行为的规范。[1]

以古巴和林肯为代表的第四代评价,批判了以往各代评价对价值多元性的忽视、评价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过分依赖科学范式”等弊端,抛弃了“价值中立”的信念,也不认为众多价值中有哪种价值特别地值得推崇,因而主张,评价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评价过程即是一个协商对话、多方参与的过程,而非一方控制另一方。第四代评价使评价活动成为人们解释和选择范式的活动,为多种价值的共在和价值的自主选择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显然,这类解释和选择的活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加以保障,否则,难免回到前三代的价值裁决老路上去。

然而,难题在于,课程标准本质上就是一种标准,就是规范,它本身就是第三代评价的产物,因而课程标准文本很难消除它在人们(尤其是教师)心目中的权威面目。在我国中小学课程实施中,人们早已习惯了教学大纲的权威作用,如果不从心理上去除“标准是大纲的替代物”的观念,就会像过去遵从教学大纲那样去遵从课程标准。不言而喻,建立平等对话机制的责任十分急迫和重要。

二、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评价过程中的几种对话方式

在最初的试调研中,我们分别采取了访谈和问卷两种基本方法,后来又增加了让受访者直接在标准文本上改动或提修改意见的方法,结果都存在一些问题,经过研究,我们重新构思设计了调研工具,综合了搜集信息的多种方法。

(一)以访谈为途径的直接对话

对教师的访谈,我们明显感到了对话的障碍:首先是受访者期待的错位,由于教师头脑中的“前经验”影响,习惯性地将课程标准视同教学大纲,例如要求写明教学时数,给出具体的作业要求等等;其次是问与答的错位,也是出于习惯,教师依赖教科书(且往往是一本教科书),很少甚至不直接接触课程标准,导致答非所问,我们询问的是关于课程标准的意见,他们回答的是所使用的那本教科书的问题,不少教师甚至都没有读过所教学科的课程标准,有的只在接受培训后才略知一二。当然,一些热点性问题在调研中还有比较充分的交流,如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维度的目标,基本上都表示赞赏,同时都感到很难操作或表述得不好理解。讨论最多的是综合性这一问题。例如:关于《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受访者坦言,不明白《历史与社会》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综合。有的说,从教材的角度说新课程是历史、地理、社会的简单拼凑。有的说,《标准》给人感觉是什么都有,但什么也不深,只是蜻蜓点水。还有的说《标准》缺少技能的综合,从小范围主题的综合还可以,但作为课程大框架的综合还做得不够。关于《科学》课程标准,主要反映没有对如何综合作具体描述,也没有对如何编写这样的教材《标准》给出具体的建议。关于《语文》课程标准,则反映与有些学科重复较多,与另一些学科(历史、音乐、美术)相互渗透又太少。

这种对话能反映一些情况和问题,有时也能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但是,讨论的深度与质量,取决于双方价值期待、学科专业的一致性,也受访谈时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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