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后，当牛津大学经历变迁、由这些原始的群体而初具面貌的时候，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大学、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年青的潘塔格鲁首次赴牛津大学学习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献给学术生涯。父亲之所以写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儿子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意味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顺便作了一些贴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评论，谈到了"健全的学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父亲指出，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健全的学问"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了。父亲不失惋惜地警告儿子，当他还年轻的时候?quot;时代仍处在黑暗之中，人类处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无期的苦难和灾祸中，哥特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健全的学问。"但是，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到处都充满了光明和启蒙，"到处都有学者、学识极其渊博的教师和包罗宏富的图书馆"。
这封信一方面刻画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革命中，教师和学生将走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历史中这堪称壮丽的一页。
至今仍铭刻在牛津大学某学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贵"，乃是对这场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画。也正是通过这则格言，牛津大学认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这些早期的私人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群体，即现代大学生的前身。有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都怀着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未来领导人将一代又一代地从这所大学走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和确定的院系划分体系逐渐成熟，大学和学院的建筑几乎成了全欧洲的荣耀之一。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成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存和传播之地。教师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终于成为宇宙、世界和人们具体生活的解释者。通过对学问本身的贡献，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这个共同体，同时、并且最终地掌控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立法权能。究其根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自觉要向大学本身致谢，正是大学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权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块当然的至高领地，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悠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很隐蔽的事实在于：要获得这种为任何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当立法权能，惟一一条可供替代的途径就是人民激进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起的社会整体的变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面对这场由自己亲手策动的大革命，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活过来了。"革命的枪声仍历历乎萦绕耳际，他内心的落寞却已昏昏然昭于人世。
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妨说：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所完成的大业，英国人是通过大学来完成的；在巴黎大学失败的地方，牛津大学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一所越来越趋于稳固的大学，牛津辉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着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本身的历史，自其突然诞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我们不妨说，若要考察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去考察北京大学百年来的历史。暂且考虑一下新的中华帝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经历。早年在北京大学，他并不享有一个正规的学生追随者的地位，而是以大学图书馆普通管理员的身份接受熏陶（还谈不上正统意义上的"教育"），砥砺眼光、锻铸意志。在他离开这所大学之时，甚至连他自己都预感到，30年后，他要以一个新帝国之国父的身份为北京大学重题校匾。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并不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享有如此的尊荣。事物的本性使然，当牛津逐渐发展成熟，并"沉潜"下来之后，他的眼光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当初那些私人教师们所传授的理论和艺术，在各自的方向上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并最终固定为今天仍在主宰大学的理科和文科两大部门；当贵族子弟挤满了这所大学之时，平民不得不在大街上、工厂中和旷野里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并在其成长为新的有效的政治主体之时，自我诠释自我的使命。此时，一向以缓慢"演进"、尊重传统而著称的英国，已经无可逃避地溶入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浪潮。与这次风云际会的大浪潮相对，牛津的步履太过缓慢，这使得它和剑桥一起，同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两个庞大堡垒。这次启蒙浪潮的中坚人物名叫托马斯·霍布斯，正如他的族名和本名所示，他是个英国人。
因此，霍布斯个人和大学的关系就成了借以透视这一时期英国大学之本性的决定性桥梁。在这座桥梁的开端处，也就是霍布斯第一次准备流亡异国时，他转告幸灾乐祸的牛津教授们说：尔今时之所授，尚不及吾幼儿三岁时之所闻。在这座桥梁结束的地方，也就是霍布斯写作他的宏篇巨制《利维坦》之时，他给了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以最终的定位--"黑暗王国"的核心载体。霍布斯对当时冥顽不化的官方态度和呆板迟钝的大学教授的头脑深为痛惜，认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启蒙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障碍。
事实上，霍布斯的愤怒只是对长久以来的就已存在的一股有力潜流的明确反映。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写作他的名著《乌托邦》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随后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围绕大学而发生的刻薄冲突和剑与火的争斗。在莫尔对大学的集中攻击中，他着重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牛津在当时的倾向乃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采取一种非常殷勤的态度。它一心要防止贵族的地位被社会变革所动摇，并且主动担任社会医生，帮助贵族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莫尔从未给贵族写过什么东西，除非是为了辱骂他们。他坚定地宣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有助于人们成功发迹的那一类品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贵族肯定都是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无用之辈。而穷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朴"之人，他们的勤勉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顺从的习性却使得他们永远受人欺骗、愚弄，得不到应得报偿。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为了自己邪恶的私利而把持国家大权。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要么是纯粹的寄生虫和无聊的享乐的制造者"。而"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和木匠--如果没有他们，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却是在替他们卑鄙的主子当牛做马"，之后又遭到遗弃，十分悲惨地死去。
在《乌托邦》的一个几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里，莫尔明确警告说，如果大学仍旧奉守正统，将社会财富等级中较低的阶层排除在其教育蓝图之外，那么大学将得不到新鲜血液的给养，也因此无法感受更大规模的社会使命的刺激，从而在这种贵族圈子永无休止的顽固轮回当中，耗尽肌体的活力，最终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价值而走向消亡。不过，莫尔很清楚，大学本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突破，无法独立地使其自身走出这个烟雾弥漫的深渊。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判例中，莫尔以英国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写出了下面的判词附录：法律依其本性无法进行自我变革，如同大学依其本性无法自我变革一样。这则判词因其抛弃了古老的"决疑法"推理的清晰，代之以类比象征的模糊寓意，而招惹众人非议。不过，时光推移，人们还是逐渐弄清楚了莫尔的真实意思：变革的力量必须来自外部，而他本人似乎正是这种力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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