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WTO规则；高等教育；教育服务；法律保护
中国高等教育引入“教育服务”的概念和内涵，表明高等教育的属性和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在WTO规则的框架下，高等教育正在由过去纯粹的公益性事业，走向具有投资和消费属性的服务领域。尽快熟悉和把握WTO规则，适时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依法保护国内高等教育的资源和市场，拓展和融入国际教育市场，这对于我们发展全球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产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WTO规则下的高等教育是一种产业。WTO规则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中国加入WTO组织后，极大地促进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中国市场化进程。从19世纪开始，由政府控制和投资的公共教育，取代了过去长期盛行的私人教育，并使之成为教育主导形式。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一直是由政府提供全额办学资金，因而它一直被作为一种无偿奉献给社会的公共产品，这自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需要按照市场规则和WTO规则运行，以利于高等学校适应国际化竞争。每一所高等学校都必须具备独特的个性和各自的办学特色，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重要条件。这就为近年来我国关于“教育是否是产业、是否存在市场”的争论划上了句号。迅猛发展的高等教育已经使政府无法承担对教育的全部资金投入，利用多种渠道的投资已成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同时，受教育者也不可能再继续无偿地享受“教育服务”，“教育服务”的商品属性正在逐步强化。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并不否定教育的公共属性。譬如，对全民性的基础教育仍然需要主要由政府投资。但是，对于普遍性不高的高等教育而言，如果完全由政府承包费用，势必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社会不公平，同时也会使高等教育的效率受到制约和损失。所以，近年来高校实行缴费上学制度，国家配套实行专项或定向奖学金和贷款，对家庭困难学生实行学费“减、缓、免”的政策；以及在毕业生就业方面，从一定范围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逐步发展到建立人才市场、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等诸多改革，应当说是符合高等教育产业市场发展需要的，而不是所谓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否定。
中国政府对教育服务的承诺。WTO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教育服务是其中的一类。《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条在“范围和定义”中规定：“‘服务’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除外”；且“‘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指既不依商业基础提供，也不与一个或多个服务提供者竞争的任何服务。”这即是说，除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以外，任何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的教育活动，都属教育服务贸易范围。教育服务贸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规定有四种方式：(1)跨境交付。它是指一个成员方在其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通过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2)境外消费。它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境内向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出国留学和培训。(3)商业存在。它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譬如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4)自然人流动。它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境内提供服务，譬如外籍教师来华任教、中国教师到国外任教。教育服务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出让教育市场，更不是出让主权，而是寻求教育的共同发展，国外办学机构在得到利益的同时，我国也是受益者。我国现代教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完全可以凭借扎实的教育基础、深厚的文化积淀、雄厚的人才基础、巨大的教育市场、相对低廉的教育成本和富有东方气韵的教育特色，在世界教育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服务贸易把教育视为一种服务贸易产品，同其他类服务贸易一样，在进行服务贸易磋商谈判时，各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要求中国政府按照教育类别作出具体承诺并列入减让表，同时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对教育服务的开放作出限制和保留。我国加入WTO的教育服务承诺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对于中小学、初中教育以及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政府没有作出开放市场的承诺。(2)对于出国留学和培训，接受其他成员国来华留学生没有限制。(3)对于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我国政府作出了有限制开放市场的承诺。(4)外籍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受到中国学校和教育机构的雇佣或邀请，可以到中国提供教育服务。但是，外籍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两年以上，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或专业职称。
要尽快完善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教育服务业法规体系。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法规框架。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和进程加快，亟须我们完善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高等教育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基础工程，教育服务有着一般商品或服务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并影响到科技、对外关系及综合国力的竞争。所以，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在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无一例外地通过立法途径，致力于保护本国高等教育产业的资源和市场。所以在当前，尤其要重新审视、梳理、修改原有不符合WTO精神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内的诸多高等教育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依法治教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步骤，只有在高等学校形成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的盲人环境，使学生在校就培养和强化遵守规则、讲诚信、重承诺的意识，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与国际教育的接轨。教育主权要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领导权，要改变过去那种把教育主权仅理解为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包办，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外方介入的片面认识。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将凭借其经济实力、教育实力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教育市场，而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必须遵循贸易自由化原则：“公平性或非歧视贸易原则”，不得限制发达国家的教育扩展，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抛弃教育本土化的观念，主动进入国际教育市场，增强教育实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抢占教育市场。当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高等教育上展开的竞争，说到底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和教育上的渗透，从本质上说是经济行为在高等教育上的延伸。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公开宣扬，“WTO的资格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迫使中国根据西方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大开放、从而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外国思想的影响。”显然，西方国家将乘中国加入WTO之际。企图大肆渗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是我国立法和执法不可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我国加入WTO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以及有关教育法规的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招收中国公民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外国宗教组织、宗教院校和宗教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由于高等教育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等一系列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开放本国教育市场时，都会从法律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我国所有的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应当主动适应和服从WTO规则，要经得起WTO规则的司法审查，切实保证国外合作者的正当权益，尽量提供法律允许的良好的合作制度环境。
加入WTO必将给高等教育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促使教育观念的更新。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全球观，立足于国际教育市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优势和劣势，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优化办学条件和水平。根据WTO贸易规则、高等教育必须强化产业观，扩大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运用产业机制促进教育发展。要强化教育服务观念，在注重教育培养人、教育人功能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现代教育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服务提供大众消费，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教育服务。(2)促进教育行政法制化。政府的教育管理要符合WTO规则的要求，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要公开、透明，尤其要改变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方式，清理和减少政府性审批、深化教育管理职能改革和转变，由过去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转变，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增强协调与服务功能。(3)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高等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为此，就要打破原有教材的逻辑体系，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结合我国实际，引进、合编、改编国外先进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念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创新性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手段，使高等教育成为培养创新精神、激发创造力源泉，不仅给学生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本知识领域的探索，不只是让学生接受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寻找独创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目的在于使毕业生更容易就业，成为社会发展需要的创业者。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按照国际化标准衡量办学水平、设计未来规划、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综合型人才。面对全球性的资源流动与重组，在高起点、高平台上办学，把培养强智能、高素质、综合型的创新人才作为最基本的办学理念，应当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真正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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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教育的资本主体意志与教育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