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大学不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自然演化，而是发端于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是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中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互为因果。中国近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成长，是现代大学产生与发展的深层根源。民国前期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革和发展是制约民国前期大学教育浮沉的动因。
首先，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趋向是促进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根本动因。民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确立，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得民国前期即便在极度动荡的现实环境中，政府的施政政策基本上仍能够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教育立法与政策引导等措施，尊重并顺应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大学教育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得以较快发展。从经济制度的变迁看，民国前期中国开始加快了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步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发展，部分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商品经济制度。这既为民国前期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经济基础，也为民国前期现代大学教育的办学指明了方向。
其次，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是制约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政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拥有绝对权威。现代政治学视野中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社会”（市民社会）缺乏生存的空间，导致中间社会力量的缺失、社会组织能力薄弱，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民国成立后，随着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作为社会迈向现代化重要标志的新型社会力量逐步得以形成并壮大。新型社会力量以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所组建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活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新型社会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推进力量。
第三，教育家群体的生长与多样化办学制度的形成。民国前期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与一批声誉卓著的教育家的名字紧密相联的。考察民国前期这批杰出教育家群体的构成，一般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深厚旧学根基的传统士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科举功名，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南通大学校长张謇、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为代表。这部分教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但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又能够放眼看世界，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中，他们主要在早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二是受过一定旧式教育的影响，但新学新知在其成长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且颇富锐气的较年轻一代的新型教育家群体。他们普遍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训练，在西方大学获得较高的学位，对西方现代教育理论非常熟悉，能够秉承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精神，并深刻把握现代大学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以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梅贻琦、郭秉文等人为代表。这批具有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杰出教育家群体，利用他们居于大学制度设计主导者这一优势地位，从理念和实践层面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最终促成了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
在总结这些教育家群体办学理念的时候，有学者认为“当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应该说这一评价是适切的，可以从这些教育家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中体现出来。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中以三事相告学生，“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励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体现了对学生为学先为人的殷切希望。叶公绰1921年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时发表的演讲也很有代表性，“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而1923年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则是与蔡元培“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脉相承的。梅贻琦则认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并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君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总的说来，在民国前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先是经由传统知识分子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后经秉承自由主义教育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直接推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开始形成，作为外来文化载体的现代大学开始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生根。现代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杰出教育家群体的诞生，在这一时期表现为—个共生的互动过程。
三、评价及启示
中国当前的大学制度创新，已经深入到大学核心理念层面。对于中国目前大学制度所存在的诸多欠缺，已有的共识是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主体地位缺失，大学系统存在严重的行政性泛化现象，缺乏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制度氛围。对大学精神实质虽有一定理解和把握，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方面则依然困难重重。因此，反思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可以对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大学制度创新需要在法制化轨道内运行。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在宏观法令框架方面经历了借鉴引进、结合国情加以修正以及最终基本定型等阶段。尽管由于当时政局失序，其法令框架相对粗糙，且难以完全得到落实，但其以法令来规范大学教育的发展并适时加以修正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当前大学制度创新在这方面具有民国前期无法比拟的优势，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以法治国”方略的提出，都使得中国的大学制度创新可以运行于长期而稳定的法制化平台之上。
其次，大学制度创新在不同层面的推进力度可以有所区别。民国前期现代大学的演进，在宏观层面与办学实践两个层面的推进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民国初期，大学制度宏观法令框架层面的许多规定是前瞻性的，很难在大学办学实践中迅速被落实，但这些法令为大学办学实践提供了高标准的要求，也为大学办学实践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大学在办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以后的教育立法所借鉴。中国目前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远较民国前期复杂多样，很难制定出高度统一的可操作性法令框架，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推进大学制度革新。比较切合的思路是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基本法令框架，同时给大学充分的实践空间。一方面通过基本法令来规范和引导大学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对其成功的办学经验，在合适的时候通过教育立法加以确认并推广，但不同层面改革的推进力度可以有所不同。
第三，体现大学精神实质的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借助学术力量的整体强化。中国当前大学组织的行政化泛化倾向严重，大学内部官本位盛行，缺乏鼓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都与学术力量整体有待强化有关。因此，当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在大学内部真正形成以学术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大学向其知识性机体的特质回归，并且积极倡导学术自由，落实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使得学术力量得以整体强化，从而为体现现代大学精神实质的大学制度创新提供理想的社会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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