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
在我所接触的考卷中，还有个别考生或从资本主义化的国际背景入手，或强调打破“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另外，有的对照日本政府下决心廉价拍卖国有企业，实现企业转轨，进而分析洋务运动期间多数企业机制的落后性，有的则从宏观视野设论，指出洋务运动与稍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之历史关联。尽管他们在广大考生中较之百里挑一还要难得多，但未来的评分标准亟待通过相应的示范性与灵活性，确保此类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脱颖而出和遥遥领先。否则，考生完全有理由以叶公好龙相讥。
灵活机动的考题原本最容易在考生中拉开距离，而评阅者普遍感到，第42题的考分距离不仅没有拉开，反而比另外两个问答题第41、43题各自的考分距离更小，该题的得分率还分别高出第41、43题的35%左右，尤其是满分明显偏多。
我曾随手记录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较低的20名考生所答第41、42、43题的得分：⑴0、7、2；⑵2、10、0；（3）0、12、0；（4）1、7、0；（5）3、8、0；（6）0、8、0（7）4、10、0；（8）3、12、0；（9）2、13、1；（10）0、14、5；（11）0、13、5；（12）0、10、5；（13）0、12、5；（14）4、11、0；（15）0、7、0；（16）1、11、4；（17）7、14、5；（18）3、7、0；（19）11、14、2；（20）3、10、4。从这20组随手取样的分数可知，有的考生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很少，甚至得零分，个别的还不敢动笔，但在第42题中，至少可得7分左右，个别的还能得满分。
造成第42题考分明显偏高的主要原因，除了教材所述对选择第1种观点者极为有利，答题难度并不大（教材还拟出了思考题：“谈谈你怎样评价洋务运动？”，考生完全可以有备而来）之外，与“评分说明”中的计分要点与分数开列过多也不无关系。尽管“评分说明”对“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大项的累计加分有所限定，只因“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计分要点各有11分之多，再加 “文字表述” 一分，共有23分，部分之和（23分）明显大于总体（14分）。在此情况下，许多在应试教育中训练有素的考生朝着14分的全分目标前进，便如黄金遍地，俯拾即是。此题以考查能力始，却仍以考查死背教材之功夫终，成为许多死背者的“免费午餐”，似非命题组之始料所及。
参照可塑性较大的青少年心理特征可知，在选择观点作答时，极少数确有独立思考习惯的考生也许偏偏不选教材已经说清楚的第1种论点作题，而选第2种，这就如同误入迷魂阵。倘若按照命题组的思路把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说清楚，向9分努力，其可能性并不大。即使真有一点个人见解，在上述评分标准面前也将无济于事。当他们回头说说“积极作用”时， 即使说得再清楚，也只能得4分。还有为数稍多一点的考生在选取第2种观点作答时，有关论据其实与选取第1种观点作答而可得全分者基本相同，只因看重洋务派维护清朝统治的阶级本性与洋务运动不曾达到富强目的之总体结局（这其实也完全符合评分标准上的观点），才选取第2种观点。然因计分的限制，他们顶多只能得10分。个中差别可望提醒我们：要求考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论点中择一作答时，需要分设相应的论据即评分标准，单凭在同一套评分标准中作些计分方法上的限制也许还不够。况且，从逻辑上讲，也难以讲通。如果不同的论点可以在一套“配方”相同的论据中产生，那么，历史就无异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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