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ranks ）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 ranks ）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 文化直入（the go-ahead model ）
(2) 文化阻断 （the block model ）
(3) 文化诠释（the annotation model ）
(4) 文化融合 （the integration model ）
(5) 文化归化（the adaptation model ）［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三、小结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归化与异化，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异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折中手段，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第二位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文化传真”的最终目的［6］。将归化异化在文化和语言的两个层次定位，可以更精确阐释这一理论，也使这一传统译论散发出时代的理性光彩。
［参考文献］
［1］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2.
［2］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
［3］ Bassnet， Lefever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M］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1990：79－86.
［4］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282.
［5］ 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M］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02.
［6］ 孙致礼.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 山东外语教学, 1997，（3）：28. 论文出处(作者):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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