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HCIA的 方法 ，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推进比较公司治理 研究 。首先，HCIA方法改变了比较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特别注重制度环境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其次，HCIA拓展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不仅研究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同公司治理的关联关系，而且也关注制度的动态演进过程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经济 转轨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三个基本维度和 发展 方向。
1、市场模式与公司治理
如上述，关于比较公司治理，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在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之间进行着争论。但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我们知道，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制度安排”才有效率，脱离开不同国家具体制度环境的差异，讨论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的优劣就失去了其基本的参照系。由此我们认为，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区分，并不是因为其公司治理本身的不同特征，而是根源于英美国家和大陆国家制度环境的不同，特别是市场模式的不同。这正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维度。
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又叫做市场导向型，这种模式是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以美国为例，美国股东主权加上外部市场约束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美国那种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前提和基础的。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持股人多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买卖股票“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的治理绩效作出反应，因而董事会作用相对较小；由于资本的 社会 化、分散化导致的股权的分散，单个股权人对于公司治理的 影响 力比较微弱，这得到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立法执法制度的补充；由于经理人市场的发达， 企业 经理虽然在股东和董事会那里得到了较多的权力，但他们也会自觉地追求经营业绩的最优化……。可见，尽管从 理论 上讲，利用市场来控制公司是一种间接手段因而成本较高，但在美国的企业实践中，由于其市场的成熟度相对较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在全球经济居于首位，它仍然是有效的。
公司治理的大陆模式则又与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市场模式相对应。以大陆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为例，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可称为封闭型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与其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日本是一个后发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战时统制经济时期经济制度所发生的特定演变过程并未终止，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形成一种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从未把经济发展推诿给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资源配置以政府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市场价格机制的相当部分功能被替代了。这个特征在微观经济组织上的体现，就是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也就是说在国家目标的导引下，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按照美国收益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查德•A•贝尔纳的说法，日本的企业成为一种不是以股东利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装置。仅从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角度来看，企业替代市场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日本市场结构的特殊性：相互持股和主银行制替代了资本市场的很多功能；企业之间的长期交易关系并非完全在竞争性市场上建立起来，终身雇佣制以及从企业内部选任管理者造成了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的不完全，系列交易习惯和特殊的流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公平的国际竞争原则；等等。
可见，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在公司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和地位的具体框架，那么这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格局，是与不同的市场体制紧密关联的。因此，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必然要把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类型作为一个基本的依据。
2、文化传统与公司治理
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在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以外，一般还附带提及在东亚、东南亚一带存在较多的家族模式。虽然有时也把家族模式和前两种模式相提并论，但这往往是一种方便的划分方法，对此的研究并没有提升到理性自觉的应有高度，甚至每当人们提起家族模式的时候还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某种贬义的色彩，认为这种模式代表了企业本身还不够成熟或者经济发展尚不够发达的经济体的选择，因而暗示家族模式是一种未来必遭淘汰的公司治理模式。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从 历史 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既然文化传统是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和主体部分，非正式制度又是制度构成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那么文化传统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考察就必然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 内容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使同属于一个文化类型的不同国家之间其文化传统往往也有显著的区别。国别文化传统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截然不同和对比。
以家族模式为例。尽管从具体的公司治理特征上比较，从文化传统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同人们一般所认识的家族模式有许多类似甚至的相同的地方，但是，这两者毕竟存在本质的区别。（1）前者代表了东方文化（低文本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作用，与西方个人本位文化传统（高文本文化）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相对应；后者则一般是由企业对其物质资本规模、生产的技术性特征、企业创始的交易成本节约等考虑所决定的，与企业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2）前者主要分布在受东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和东南亚一带，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后者则主要是一种企业发展阶段上的概念，可能分布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3）因由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而言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前者一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后者则由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只具有相对短暂的生命周期。等等。
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角度理解的家族模式，仅仅是东方文化传统影响下典型公司治理形式之一种，事实上，作为一个同样受东方文化较深影响的国家，日本企业或公司治理也具有许多独特特征或制度安排，比如日本企业中曾广泛存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制度安排，也与文化传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在西方那种个人本位、自由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下，其公司治理也一般具有若干类似或者相同的特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揭示。
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公司治理会相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反过来，这些公司治理特征也只有在与之相互契合的文化传统下才可能具有“适应性”效率。显然，任何只对公司治理结构关注一点而对于文化传统不计其余的做法，都不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因此，对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和标准。这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二个重要的维度。
3、经济转轨与公司治理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现有学术 文献 主要反映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经验，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人们总是本能地去模仿和复制那些经济绩效比较显著的制度安排。但是，对于象 中国 这样一个经济转轨中国家来说，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所要解决的一个 问题 ，就是要“异中求同”寻找到有关公司治理结构设置和企业制度建设的一般 规律 。一般来说，企业本身是一个微观的经济组织，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生规则，在完善的企业成长制度下，企业制度创新和变迁主要是一种自发自为的过程。但是，中国历史上一贯比较缺乏有利于企业组织成长和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国至今仍没能建立起明晰而健康的企业成长制度，中国的 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的经济实践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历史惯性仍在延续，其结果，企业制度创新的起点是空茫的，结果是虚置的。
因此，作为一个经济转轨中国家，对于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来说，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更应关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企业成长制度，也就是说要研究如何为企业组织演进和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有效、健康的制度环境。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国家市场发育和制度变迁的 自然 演进性质，在这方面它们并不能够给我们多少有价值的启发，倒是那些后发的经济转轨国家在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研究。这其中，尤其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之后，随着大量私营公司的出现，即开始了对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从设计方案上看，俄罗斯公司基本达到了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性要求”，但之后的经济发展表明，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绩效”并未变成现实，转轨期间的多项经济指标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制度建设和经济绩效的强烈反差促进了人们对转轨过程的反思。普京认为沉重的教训“雄辩的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8］由此，俄罗斯开始强调国家需要发挥的作用：第一、保护所有权；第二、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第三、保护经营自由；第四，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第五、实施社会政策。这些措施主要的都属于对宏观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建设，可见，俄罗斯也已经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与企业制度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关系。与之相比，尽管我国渐进式改革已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某些关键性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事实上在企业成长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不少事情要做，这也需要我们加强对经济转轨同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这是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三个维度和发展方向。
总之，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推进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它不仅在合理定位比较公司治理的基础上转换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视角，而且也大大拓宽了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外延。更重要的，由于引入了宏观制度环境的维度，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为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改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试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动与重组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及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