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是银行贷款渠道,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体,银行贷款是 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贷款在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扩展的资金“瓶颈”,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国民 经济 增长的同时,可以扩大或维持 中国 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其 金融 中介作用,防止“脱媒”现象恶化。
由于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的回落,信用传导渠道受阻,导致近年货币政策的效果不理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近年货币政策的作用,若没有种种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紧密配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难以达到 目前 的态势。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可能落入“日本式”陷阱的因素,完善信贷政策,克服国有银行和企业的体制缺陷,改善实质经济投资环境,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渠道作用,对中国经济 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近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来看,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这一上游传导是畅通的, 问题 出在商业银行到企业和公众这一下游传导过程中,信用传导渠道不畅,是商业银行、企业和公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改变约束商业银行、企业和公众借贷行为的环境因素,调整其对未来的预期,主动增加贷款和投资,克服信用紧缩趋势,进一步发挥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效果。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考虑,首先,彻底剥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减轻国有银行增加贷款的风险压力。1999年我国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处置建、中、农、工四家国有独资银行13000多亿元不良贷款,目的是改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将国有银行真正办好,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力。但是已经剥离的不良贷款仍然 计算 到各家国有银行的头上,这不利于国有银行轻装上阵,也有违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初衷,从2000年11月20日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最终损失,由财政部提出解决方案,报国务院批准执行。这实际上表明将由中央财政承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最终损失。既然如此,就彻底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由国家(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这部分债务,对能回收来的不良贷款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或用于增加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或作他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国有银行增加贷款的风险压力。其次,商业银行转变经营观念,勿以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来抉择贷款的发放。面向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银行,追逐盈利是其经营的根本,不管贷款客户所有制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银行必须保证在贷款能够偿还的前提下,获取最大的利息收入,因为即使是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若成为不良资产也只能自己消化处理。转变经营理念,消除由于体制缺陷所引发的不良贷款的可能。第三,银行适当放宽信贷标准、贷款条件,对原有贷款的国有企业在严格贷款管理的情况下,适量追加贷款投入,以避免落入“减少信贷投入→企业缺资金,亏损倒闭→形成不良贷款”的陷阱(钱小安,2000)中。第四,金融创新出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如贷款限额、备用贷款承诺、循环贷款、搭桥贷款、资产支撑贷款、票据融资、贴息贷款、信用卡透支和金融租赁等,解决对银行信贷资金不具有可替代性的银行贷款依赖者——中小企业扩展的资金瓶颈约束。这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贡献比例占70%现实情况下,意义尤其重大。第五,建立和完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通过银行自律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效率。银行在放宽贷款标准、增加贷款投放的同时,应严格内部控制,防范贷款质量恶化、信贷风险生成,进而实现银行经营目标。
从企业和公众角度 分析 ,要想发挥货币政策的银行贷款传导机制,必须 影响 企业和公众的投资和消费,由于消费具有稳定性,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关键,而要使企业和公众增加投资,必须规范投资环境,尤其是改善实质经济的投资环境,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预期,否则,民间投资难以启动,只能是政府唱主角,政府来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受制于需求不足,实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实现经济增长的恢复;但是,这种政策效果是短期性的,并且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负面效应。因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能够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克服体制缺陷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才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增加有效供给,关键是激发企业的活力,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增加对实际项目、实质经济的投资,而不是对证券市场虚拟经济的投资。为此需要改变证券投资预期收益与实质经济投资预期收益的偏差。首先,应当规范证券市场投资行为,限制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炒卖股票,规定一个具体的、较低的股票投资比例,以防珍贵的资金在股市中“空转”,吹大经济泡沫。其次,开征证券投资收益税,降低投资证券的收益率;同时,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调低内资企业所得税,使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相同;在强化税收征管的基础上,下调名义税率,既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又减轻企业负担,尽管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降税并不能直接增人们的收入,但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减少消费者的指出,变相提高人们的收入;下大力减少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企业的积累能力和投资能力。第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取消抑制投资的行政审批程序,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国家或政府避免与民争利,规范和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第四,为了刺激最终消费的增长,应尽快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设,降低人们的风险偏好;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可考虑从800元提高到2800元),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完成“费”改“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启动 农村 市场需求,增强农民的自主投资能力。
此外,发挥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还需做到:第一,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培养优良的信贷文化,克服体制缺陷所带来的信贷风险;第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和信贷担保体系,为银行发放贷款提供支持系统,减少信用风险;第三、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扩大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为银行信贷资产良性循环,创建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