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津钱庄的繁荣与工商业的 发展
20世纪初天津钱庄开始推动其资本规模和筹资方面的大幅度发展。就资本规模而言，摆脱原来小规模经营方式，将小资本的兑换机构改成资本金数万两的存放款为主的 金融 机构。民国以后，天津钱庄不断发展，到了1928年，资本金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8年的38家增加到81家，其中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20家，较1908年的2家增加近10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据1935年统计，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达25家，其中2家的资本额已超过20万两，每家平均资本额也从1928年的6万两增至7万两（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2-13页。）。民国时期，天津钱庄所以能获得如此大幅度的发展，与当时天津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明清以来，由于 中国 经济 的中心偏重于江南地区，上海在开埠以后成为中国贸易的中心港。天津港虽然扮演华北地区的海上门户之角色，但开埠以后的物品交易远不及上海，而且在 1900年以前，天津港的进出口贸易大致以进口为主，所以经过天津港输往中国其他商埠或海外出口的产品并不多，故开埠初期天津港的进口产品都是通过上海或香港中介商人输往内地，因此天津地区商人与外国人的直接交易很少（注：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其后，由于华北地区铁路网的扩大，轮船等输送手段的发达，华北内地产品的出口额逐渐增加，但天津港一直入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经济中心偏重于江南和清末天津人口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华北是 政治 中心地，江南则是向华北供给物品的主要经济地区。因此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逐年得到发展，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则处于日趋衰落的境地。开埠以后，天津口岸一直入超，出口额甚少。据统计，到 20世纪初为止，天津港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0倍之多（注：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第1期，第70页。）。天津进口额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城市人口的增加。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天津人口达587666人（注：荣铨修：（重修）《天津府志》卷28，《户口》，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但据20世纪初出版的天津志，天津港的人口从1903到1906年之间，一直不超过40万（《天津志》，第16页）。），比开埠前增加两倍。19世纪末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 自然 增加，特别是来自华北各地的移民，使天津人口急剧增加。开埠以后，天津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进出口港，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提供了大量发财的机会，使内地商人往来频繁，进而吸收了大量的四周人口，因而大大刺激了进口货品的需求，使天津的进口额随之增长。
资料：天津海关贸易报告，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 168页。
1900年以后，天津港的出口贸易逐渐开始增加。表一是20世纪初天津港的进出口表。由此可知，1901年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增加近4倍。其后进出口额有大幅度增加。到了1928年，虽然进口额为出口额的2倍左右，但出口额却比1901年增加近10倍。天津港出口额的迅速增长，起因于进入20世纪以后与腹地之间贸易量的增加。民初天津商人借外商银行、华商银行、钱庄等金融机关之融资，投到内地，以促成其开发和生产力的增长。同时，外商银行贷款给洋行，促使洋行商人到华北内地采购土特产品，如包头等西北各地也是天津洋行采购商品的重要土产生产地区。所以外商银行将款项汇到包头兑现。以这些汇款凭证作为支付手段，当地的商人经常利用天津某洋行的汇款凭证借本图利，扩大经营（注：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7期，第185页。），至此推动了西北内地的土产生产力的增进，并使与天津之间的贸易量随之逐渐增加。另外，天津的各大华商银行依据商人的货物或货物提单、保险单、汇票等单据作为抵押，为本地与外地商人提供货款，使他们有能力到腹地推销商品与采购土特产品（注：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包头史料汇要》第12辑，第176-186页。）。
20世纪以后，天津钱庄在与腹地资金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外地帮钱庄不仅贷款给客商，而且直接经营天津与腹地之间的汇兑业务，如办理解付汇票和收解申汇等。同时，在西北各地设有联号，承担当地的收交客商款项，代为存储邮汇，开展信贷业务，因此有比较固定的营业范围与对象。例如，冀州帮钱庄以棉花商为主要对象，山西帮银号则与皮毛商有较多的金融往来（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26页。）。高阳县手织布生产比较著名，高阳商人先从天津采购绵丝运回高阳县，将它织染后再运往西北各地销售（注：河北大学地方史 研究 室等：《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第58-63页。）。
天津与腹地间贸易的增加， 影响 了天津传统金融市场。如前所述，民初天津钱庄由本地帮所控制。外地帮钱庄则除天津与外地之间的汇兑业务以外，因不熟悉市面环境和受本地帮钱庄的排斥，难以扩大金融业务（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 7-8页。），所以其数量也甚少。但到了20年代后期，随着与腹地贸易的增加，外地钱庄的数目日渐增多，在天津钱庄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抗战期间，众多的外地资本家迁移到天津，纷纷开设钱庄，与本地帮钱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注：满铁调查部：《天津的银号》，1942年刊，第129-131页。）。天津与腹地之间贸易的增加，促使天津港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当时经由天津港运往华北内地的商品中，有进口商品、国内其他商埠 工业 产品以及本地生产的工业及手工产业品等；从西北各地经由天津港运往国外或其他商埠的商品，有棉花、皮毛等。
民国前期天津工业日益发展，亦为出口贸易额增加扮演重要角色。天津工业以纺织业与面粉业为主体，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就纺织业而言，自 1921年至1928年间创设的织布工厂就有281家，资本总额为207321元，比清末天津地区纺织业增加了10倍之多（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军阀官僚特别注重于纺织业的发展，对于纺织业投资数十万两乃至数百万两的资本（注：以下是资本金达数百万两之典型的 企业 与其从业员数：裕元纺织公司，资本金5600000元，从业员3929人；恒源纺织公司，资本金4000000元，从业员3200人；裕大纺织公司，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700人；宝成纺纱厂，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630人（宋美云，前引文，第136页）。），因此天津成为华北纺织业的中心。食品工业，如面粉业、制盐、食油等，也有大幅度的发展，至20年代末，食品工业的总投资额达8550300元，其中面粉业的投资总额为6192000元，占整体食品工业投资额的70%以上（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另外，皮革、火柴、肥皂等化学工业亦有明显的发展。
清末民初天津港的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是促成天津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对天津钱庄的发展颇有助益。这是因为，当时天津地区的大多数是担保能力不足的小规模企业，因而钱庄成为它们往来的主要金融机构。据北洋军阀期间的统计，天津港的工厂为 1281家，其中资本金万元以上的工厂只有137家，近占10%，其余都是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小工厂，而且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工厂中，绝大多数（70%以上）都是资本金不足千元的零散工厂（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华商银行或外商银行等大银行对这些无担保能力的小工厂根本不给贷款，故钱庄成了小工厂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前所述，到了20年代末期，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7年的2家增加到20家，这表明民国以后天津钱庄随着天津工商业的发达，而求得迅速发展。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使小资本的钱庄对于它的资金需要无法应因，故各钱庄的资本规模亦非与工商业发展同步扩大不可。因而合资形式的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逐渐增加。
天津钱庄非常重视对商业界的放款，其放款对象比较广泛，与斗店、米庄、五金、杂货等都有所往来。这与钱庄设立资金的来源有密切关系。商业资本在钱业投资中，约占有 60%以上（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页。）。特别是俗称“新八大家”的绸布纱商业对钱业均有投资，他们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投资于钱业。如胡、树、屏几家合资经营的晋丰银号，金家独资开办的瑞源永银号，潘家独资开办的诚明、益丰、耀远银号等（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59页。）。敦昌银号的资本来自米庄、粮行，股东冯仲文在全国各地开设粮行分庄，以敦昌名义经营钱庄，以厚记名义经营粮食与现事业务（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66页。）。天津商业的繁盛，带给钱庄经营的好景气。钱庄业的繁盛使商业资金投资于钱庄业，钱庄因之在家数与其资本规模上有大幅度的增加。另外，中国商人喜好利用钱庄，这与其商业往来习惯有密切关系。传统中国商业界，基于信用维持其结构，很少出现押品放款现象。清末，虽有外商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但中国商人拘于传统商业习惯，“以抵押放款为耻，若非迫不得已，商人绝不以押品向银行要求放款，以免为同业所嘲笑”（注：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中国银行史料三种》，第二册，1929年版，第67页。）。中国商人非常重视体面，如果不得已以抵押放款维持行业，则其对外信用大为损失，故尽量避免与银行的往来，仍然与钱庄有密切联系（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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