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农户融资制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但系统研究和动态研究略显欠缺，将制度供求理论引入研究的文献很少。结合中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及制度变迁理论来看，中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市利益导向的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并存的政府管制与操纵，这是导致农户正式融资制度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的、非均衡的政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制度的设计必然与农户的实际需求背离。
［关键词］ 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现状；制度变迁； 制度非均衡
前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却是一个农村金融小国。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出台了许多惠农金融政策，对已有的融资制度进行了大大小小的修补，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制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信用社）和需求主体（农户）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研究范式和研究结论既有一致的地方，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论。笔者在评述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中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并就农户融资制度供需非均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国内学者对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的现状评介
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是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发达国家和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外，农户融资效率低下、融资困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也不例外。
（一）农户融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中国农户在1980年刚作为单独的借贷主体便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计划与市场交错混杂的运作体制，学者们对农户融资问题的研究也始于该阶段。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以正式的金融制度为主，很少关注非正式金融制度，对后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则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且对农户融资的研究也多内蕴于对农户经济活动和农村宏观金融制度的研究，单独研究农户融资问题的文献十分有限。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农户融资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专门研究农户融资制度的成果逐渐增多，该阶段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 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注重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金融课题组1998年对广东、浙江、湖北、山西、陕西256个农户的研究[1]；霍学喜等从2000到2003年对陕西渭北地区8个村庄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2]；史清华、李延敏分别于2002年、2005年对全国300多个村庄、2万多农户的跟踪研究[3，4]；何广文2005年对贵州502个样本农户的研究[5]等等，并逐步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与分析范式，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农村金融制度的演变与创新[6，7]。研究表明，不同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户其融资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性。
2. 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农户正式的融资制度，而且对非正式融资制度也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并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数量、用途、成本、风险等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有：史清华及其课题组成员1996年、2000年对山西太原、大同等10个地市民间借贷的研究[8]；温铁军、曹力群2000年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份农户间私人借贷的研究[9，10]；何军等2005年对江苏沐阳等6个县市、481个农户民间借贷的研究[11]；等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民间借贷一直以来都是农户外源性融资的首选渠道和主要渠道，而私人借贷又是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所有研究表明，私人借贷至少占农户借贷总额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何广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是在既有的融资制度下农户融资行为被扭曲的结果，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和农户真实的融资意愿相悖[12]。关于农户融资的数量、用途和风险，学者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在数量上以小额为主，非生产性的借贷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占主要地位，整体风险并不十分突出。但在农户的融资成本和信息优势上，则开始出现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间私人借贷与正式借贷相比，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信息对称优势，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指出，农户私人之间的友情借贷还包括无形的“面子成本”[13]，而这一成本在正式金融中介借贷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论，随着面子成本的上升，私人借贷的成本优势则要大打折扣；刘民权则指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信贷圈子也被要求进一步扩大，私人借贷的信息优势和资金供给的能力将会受到挑战[14]，换言之，农户间私人借贷只在特定地域范围和特定金额内具有优势，即有限度的优势。
3. 农户小额信贷制度成为现阶段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决策层极为关注的新的融资制度。该制度自199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孟加拉国“移植”和借鉴到国内后，学者们便对此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当初的介绍性研究逐渐深入到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目前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促进该融资制度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4. 在政策主张上，开始放弃“机构观”而转向“功能观”的政策建议，主张建立适合农村和农户需求特点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非正式融资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认为[15]，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以机构多元化为主线的金融体制改革，但并没有实现对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因此，应从金融“功能观”出发，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组织。货币金融当局也持类似观点并正逐步付诸实施，典型的如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与推广以及村镇银行的设立，等等。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已有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农户融资制度的基本面貌，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如下不足：（1）对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相对缺乏，研究内容比较零散，系统研究和动态研究不够。综观近期大量文献，学者们对特定地区特定时点的农户融资的实证研究较多，研究中急于发现和求证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对整个融资制度体系及其本质较为忽视，长期跟踪研究亦不够。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只能解释农户融资行为的某个局部片段，难以抓住融资制度及其变迁的实质，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只能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应急之举，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2）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来研究和判别农户融资制度均衡性的成果十分少见。众所周知，供需分析法是经典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者门从供需角度对农户融资的现实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针对农户融资数量多寡的研究，在制度的供求与融资数量的供求之间没有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不可能完全揭示研究结果中应有的经济学含义。
二、中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
（一）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自1979年始，中国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农户融资环境与融资条件的变化，可以简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6，17]：
第一阶段（1979~1983年）：确立农业银行是以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银行，但没有明确提出为农户服务；农村信用社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向农户提供信贷资金。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农村信用社划归农业银行管理，与农业银行一起向农户发放贷款。
第三阶段（1994~2002年）：金融机构整体步入以商业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阶段。1996年，国务院发文明确提出应该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同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但同时却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允许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向农村的所有部门提供融资，但没有得到响应；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除信用社外，其他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离，贷款权限上收。农村信用社也开始仿效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合作制的原则荡然无存；在信用社、农业银行自上而下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第四阶段（2003~）：自2003年起，信用社进入了新一轮的试点改革和推广阶段，提出要加快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的民间借贷逐渐得到承认。
（二）中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与特点
从以上历史轨迹并结合城市融资制度来看，中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市利益导向的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并行的行政管制与操纵，并具有很强的国别特色。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的融资制度。
1.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18]，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林毅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他认为：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则资本价格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的特性决定了其投资周期和风险都很大，因此，在市场机制下配置资本会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落空。此时由政府掌控金融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农户融资的需求没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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