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剧烈的经济波动将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总体绩效和社会总福利。短期超速的经济增长的快感往往被随之而来的低速和负增长所带来的痛苦所抵消。经济增长的巨幅波动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潜在运行风险。据统计，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中曾发生8次大波动。波动频率高达3－6年；波动幅度前7次最高曾达66.1％，最低8.4％，平均22.6％。部分时候波动幅度甚至高于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时的波幅。1960－1989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是美日等国的2－3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对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十分有利。彼得·林德特和直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曾指出：“价格稳定是一种明显的净利益”。布坎南也认为，积极的财政介入可以减低过度非均衡，也同样有利于福利的提高。运用国债减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还有利于全民福利的增加。从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债的发行促进了经济的平衡增长，对消除经济剧烈波动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性质已经发生本质改变，由原先总量型波动转变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基本一致，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需求方面带有较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特征，而在供给方面又表现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特征。从国债实践来看，国债规模上升并不构成引起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下降的直接或间接原因，相反，国债资金的介入有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993－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分别为4.72、2.51、1.94、1.51、1.00、1.83和0.72，呈现依次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大幅度降低，一方面说明单位投资所支持的经济增长能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增长波动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提高。随着财政（国债）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介入的加深，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日渐减小。1977－1999年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平均为7个百分点（波动振幅＝波峰水平－谷低水平），1977－1999年波动系数（波动系数＝实际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的幅度／长期趋势）为0.3148，大大低于1952－1976年1.6751的水平。特别到了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收敛性日趋明显。经济周期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为增强。经济平均扩张速度（扩张期经济波动的振幅／扩张期时间长度）为4.6％，与1981年以前相比明显减缓；平均扩张长度为2年，与改革前基本持平；同期平均收缩速度呶缩期经济波动的振幅／收缩期时间长度）为2％，平均收缩时间长度为3.5年，比改革前延长了0.9年。
（三）国债对技改投资增长的贡献性分析
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都离不开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利用国债投资对关系到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技术装备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进行扶持，将十分有利于把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90年代以来，技改投资由1993年的50.31％回落到1997年8.25％，1999年甚至回落到1.1％的水平，并且增幅持续下降的趋势一直未得到扭转。1998年开始为扭转技改投资下滑的局面，财政部陆续在国债中安排了国债技改项目资金，从实践结果来看成效十分显著。1998年90亿元的国债贴息技改贷款，据测算，拉动约1000亿元的企业技改投资；1999年90亿元的技改贴息国债使2000年第一季度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了15.8％，全年带动1800亿元技改投入；2000年4月财政部再次宣布在新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中安排90亿元的技改贴息国债。2000年约880个技改项目得到银行贴息，累计投资达2400多亿元。从技改资金来源构成分析，与国债技改投资的增长相反，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占技改资金来源的比重出现下降。据统计，2000年1至6月，占企业技改资金来源2／3的自筹资金虽然增长22.8％，但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却由1999年同期的70.8％下降为66.1％。利用外资技改资金增幅下降15.6％，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也从去年同期的5％下降为3.2％。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所占比重的下降将会构成技改投资稳定增长的制约因素。由此可见，国债在技改投资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0年1至6月全国技术改造完成投资1399.74亿元，比1999年同期增长22.9％，远远高于1999年全年1.1％的水平，也超过“九五”前4年1－6月技改投资增长最大的1997年15％的水平。技改投资的增幅远远超过了同期其它投资项目的增长（如基建投资完成4188.81亿元，增长6.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622.60亿元，增长22.4％）。
国债技改投资还带动了银行、企业相关配套技改资金的投入。2000年1－6月，工行在基础设施和国债技改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发放的项目贷款已累计达540亿，比1999年同期增长47％，其中投向公路、电力、城建等基础设施262亿元，占49％，投向企业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278亿元，占51％。受理国债贴息技改、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城建项目635个，贷款需求730多亿元；承贷项目440个，贷款额430亿元，其中，承贷的国债技改项目占全部国债技改项目的70％以上。截至2000年底，财政已累计投入195亿元国债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贴息，安排重点技术改造国债资金项目880项，拉动技改投资2400亿元（其中贷款1459亿元），国债贴息资金的拉动效应达到1：12.这对中国产业升级和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国债投资的经济增长绩效分析
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历程充分证明了，国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的增支国债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通过国债投资与GDP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也可证明一点。从1981－1999年间国债与GDP增量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和居民储蓄余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表现为负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居民储蓄余额的增长将间接导致民间投资增长下降。因此，适当降低居民储蓄余额，引导其进入投资领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M0和国债发行额对GDP的增长起到正促进作用，其中每增加6.789个单位的国债发行额可带动GDP增长1个单位，即国债投资对GDP净增量的贡献率高达14.47％。
郭庆旺、史永东等分别对增发国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而逐步得到强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果和总贡献率已经由1981年的1.32、13.08分别提高到1996年的2.01、19.57，年均增幅分别为4.3％和40.56％；相机抉择政策效果和相机抉择贡献率也分别从1981年的2.36、23.39上升到1996年的3.80、37.00，年均增幅也分别达到9％和85.06％。有关研究也证明，财政赤字在1981－1996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3％，相机抉择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5％（郭庆旺等，1999）。1981－1996年间中国国债发行额与GDP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0.995），而且国债发行额与GDP呈现出同向波动的特点。国外同类实证分析也基本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国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R·S·平狄克、D·L·鲁宾费尔德，1997年分析了美国1970－1981年间国债发行量与GDP的关系证明，美国12年间国债发行量的波动与GDP的走势保持高度的同向运行态势；崛内昭交1998年通过对日本1975－1985年间数据分析也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
1998－2000年以来，国债投资、社会保障（含提高工资等）和出口退税等一直充当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三年间三项政策累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别为2.36％，3.05％和2.9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0.3％，43.07％和36.55％。其中仅国债投资所占的贡献比重就平均高达61.44％。从分析可以看出，国债投资增加了社会投资总量，促使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为企业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直接或间接拉动了银行的信贷和企业的配套投入。1998年累积下达国债项目7007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2878亿元。1998年累计下达财政专项资金投资计划1105亿元，银行配套贷款计划投资额1152亿元，占全部国债项目计划投资的12.5％。国债项目共计完成投资3701亿元，占全部国债项目规模的28.7％。国债资金的注入有力地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根据1997年实施的项目法人制度和资本金制度，国债的每1元资本金投入都能引起2元以上的信贷资金投入。仅1999年新增发的600亿元国债就带动了2500亿元银行贷款。据此测算，1998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457亿元，同比增长14.1％，比1997年增幅提高3.9个百分点。1998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其中，国债资金直接拉动GDP增长1.51个百分点。在全社会总投资率仅有5.2％、消费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迟迟不能启动的情况下，国债拉动经济增长就达1.96个百分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剔除1998－1999年国债投资因素，1998、1999年的GDP增长率仅为6.3％和4.5％。2000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619亿元，比1999年增长9.3％，国债一项就拉动经济增长1.65％。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2000年经济回升除出口增长外，国债投资对工业的拉动特别是重工业起到了关键作用。据统计，2000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速度高达9.8％，在新增工业增加值中近63.7％是由重工业贡献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GDP的增长。改革以来，在GDP增长双位数以上的宏观背景下，国企增长率在9％以上的年份只有1983、1985、1987、1988、1992年。在目前GDP增长仅7％－8％的情形下，可见国债投资对保持国企增长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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