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政支出需求压力大，规模不断膨胀，收支矛盾加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表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1979年至1995年的17年间，我国有15年出现赤字，累计赤字2814亿元，特别是在“八五”期间，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达到1945亿元。国债规模也不断扩大，1980年为43亿元，1985年为89亿元，1990年为375亿元，到1996年已上升为1900多亿元。 虽然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支出有所减少，但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财政支出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大量富余人员的安排、再就业培训等都要财政予以支持；二是企业被推向市场后，要求政府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三是地区贫富悬殊扩大，东西部差距拉大，财政的转移支付要加大力度，提高比例；四是我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继续增加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此外，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虽然这几年投入不少，但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未来的经济发展都要求财政支出作出巨大贡献，但这些年来，财政收入不能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财政收不抵支，收支缺口逐年扩大，这种状况如得不到遏制，其危害将是很大的。
2.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缺位”与“越位”同时存在，以致财政该管的没有管好或管不了，管了不该管的。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资支出不断下降，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日趋削弱。1981年我国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0.5％和28.1％，1990年下降为10.1％和8.7％，到1995 年进一步降为7.7％和3.1％。财政投资比重的急速下降致使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逐渐削弱，无力增加对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城市维护和企业改造的投入。二是财政补贴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我国的财政补贴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大类组成。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补贴快速增长，由1980年的250.1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959.68亿元，年均递增14.4％，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目前，由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一部分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已由市场调节，财政补贴数额有所减少，由1991年的884.01亿元减少到1995年的692.66亿元，但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不低，1995年为8.6％， 高于发达国家3％和发展中国家5％的平均水平。三是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增长，已大量挤占急需的公共支出项目。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包括公检法支出在内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不断增长。据统计，1980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7.18％，1995年下降为11.96％，财政支出总量1995年仅比1980年增长了4.55倍，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1980年只占财政支出的6.14％ ，1995年竟达14.59％，增长了137％；行政管理费支出总额1995年比1980年增长了12.19 倍。由于行政管理费支出是属于比较刚性的支出，迅速膨胀后，削减往往比较困难，这又给日后控制财政支出增长带来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四是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比重下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正进入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急需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但是，近些年来，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连年下降，1992年为10.73％，1993年降至10.12％，1994年为9.9％，1995年进一步下降为9.67％， 农业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五是福利保障性支出明显不足，已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由“企业办社会”，财政支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支出，与之接近的抚恤救济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86—1995年间仅为1.7％， 而其它国家的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般在20％—50％之间，社会保障支出不到位已经制约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3.财政支出管理方法落后，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目前我们的财政支出管理方法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通常做法是根据前几年支出实际平均数，再加上因物价上涨和事业发展增长部分，编制预算单位的支出预算。这样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单位之间经费供应上的苦乐不均，而且导致支出中的不足和浪费。因为安排支出时采用基数加增长的办法，本身就以承认原有的支出格局为前提，各项支出往往是能增不能减，使已经变化的支出格局得不到及时调整，增强了财政支出刚性，特别是在当前的体制转轨中，一些单位的自给能力明显提高，创收规模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基数法，将加重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导致在预算确定之前，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争投资、争项目；预算确定之后，财政部门按预算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拨款，由各个部门及有关单位自己安排使用。由于缺乏财政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财政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乱支、挪用、浪费等不良现象，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一些工程项目的支出由少数人决策，缺乏透明度，容易滋生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不利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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