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 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 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 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 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关键词: 财政政策 效应 空间差异性 地区经济增长
一、引言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日益扩大,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因此,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解决缩小地区经济差距问题再次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研究的关注点。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两次西部开发的财政实践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那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又将怎样, 地区间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上,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积极作用, 有必要对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效应差异进行把握。
从国际理论研究和经济增长的实践经验来看, 对于不同的经济体, 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 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 经济环境本身是主要的原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中国经济不仅具有转型经济所应有的特征, 而且区域经济的分离和融合趋势十分明显, 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整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又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经济发展特性的分离。因此, 事实上中国的区域经济, 在当前的财政分权框架之下, 各个经济体具有自身比较鲜明的经济特征, 而针对不同经济体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促进各经济体的发展, 同时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应有的作用。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的各个区域因所处的空间不同, 在同一时间段或截面上, 各个区域经济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性, 因而可以近似地看作不同的经济体来分析、研究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化过程, 也因此导致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本文试图探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而分析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中的作用。余下部分本文的行文安排为:第二部分进行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差异性,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视角看, 财政政策是调节短期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 但是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却始终未取得一致。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支出效率低下, 而且扭曲性的税收导致社会福利的缺损, 因此过于庞大的政府活动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 和Tullock( 1989) , Barro( 1991) 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与此对立的观点却认为, 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缺陷, 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教育支出、转移支付制度等, 弥补市场缺陷的合理政府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而且不同性质的支出与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相关性。例如, Aschauer( 1988) 的实证分析就表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仅有很小的影响;同时, Aschauer( 1989) 也证实了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如基础设施投资, 将鼓励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odrik( 1994) 指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财政支出的投资效应, 即政府支出可以为消费者带来福利, 增加消费者的支出,提高民间的需求; 同时,政府在军事、技术进步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开支,提高了政府投资并拉动民间投资增长, 从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结果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明显。东亚经济群的成功超越经验表明, 在经济起飞阶段, 由政府动员储蓄, 实行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和在促进资本形成的领域实行大量的财政支出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束缚。
处于低发展水平的经济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没有第一的推动力。经济风险大, 资本缺乏, 私人资本积累缺少动力和能力, 这时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特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对企业技术支持不仅减小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而且使经济能快速地摆脱贫困(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2004) 。董直庆、滕建洲( 2007)基于Bootstrap 仿真方法的实证检验也表明, 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的波动。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 一国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例如, Sims ( 1997) 、Cohrane( 2001) 、Daniel( 2001) 、Dupor( 2000) 认为, 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 即一国的价格水平决定财政政策, 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特别是, 当一国存在财政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差异, 诸如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限制, 一国财政支出就并非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并非能够起到正面激励和有效竞争的功能, 特别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保护性策略或掠夺性策略时, 低效的资源配置和价格扭曲将损害经济增长( 周业安,2003) 。肖芸、龚六堂( 2003) 进一步研究指出, 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但二者体现为Laffer 曲线特征, 即经济发展初期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上升。但超过一临界值时,二者将呈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一国资源存在流动性约束、非一次性付清的税收政策以及拇指规则消费时,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失效。尹恒、龚六堂等( 2001) 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 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 形关系。从长期来看, 探讨财政政策的效应, 不应仅仅分析在需求管理中的经济增长作用, 更应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 国内的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我国公共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大部分都集中于研究财政支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 而很少研究公共资本支出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的差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针对公共资本本身具有的拥挤性特征, 把资本性财政支出作为存量处理,考察了发展国家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动态响应, 证实了我国在经济起飞初期保证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必要性, 并指出了防范财政支出累积性风险的路径。郭庆旺、贾俊雪( 2006) 把公共资本支出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中, 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之人力资本投资更为显著。王小利( 2005) 从政府公共支出的构成情况讨论了中国政府支出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与GDP 增长的长期关系, 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 长期影响甚至为负, 但却肯定了政府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已有的文献表明, 财政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财政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而且在能够解决支出效率不高问题的条件下, 一项适合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总供给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也就能够通过制定倾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而且, 有文献认为,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 是中央实行的地区倾斜政策造成的(Démurger et al., 2001) 。Fleisher和Chen( 1997) 则指出, 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本原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2) 的合作项目研究也表明, 尽管财政转移支付是各国缩小经济差距普遍采取的措施, 而中国实施的效果却较差, 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这些研究结果从另外的角度, 说明了财政性支出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 二) 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
本节着重分析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对于经济体的差异本文从各个地区经济的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和界定, 主要依据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R&D 与GDP 的比重、市场化程度、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本文的理论分析以卢卡斯( 1988) 两部门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参考郭庆旺、贾俊雪( 2006) 分析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 将公共资本投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拓展到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中, 并以支出进入生产函数的模型为依据进行讨论不同因素的差异性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为了使分析不失一般性, 我们假定存在E、W两个相对独立且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层次, 但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经济体以及投资者G, 来考察投资者G的单位投资分别对给定的E、W两个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下的分析主要基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考虑。影响财政政策在不同经济体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的主要因素有:
( 1) 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由于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 单位资本投入的增加对于初始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不同, 即对初始资本存量大的地区影响较小, 而对初始资本存量小的地区影响较大。E 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显然高于W地区。( 2)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差异。由于公共资本具有拥挤性特征, 且规模企业越多, 公共资本的拥挤性越强, 而且拥挤性越强,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就越大(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4)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对于低的地区,公共资本拥挤性较强,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大, 支出的效果较差。E 地区的公共资本拥挤度显然高于W地区, 故E 地区的效率损失大于W地区。
( 3) 基础设施建设的饱和性差异。类似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存在饱和点, 且能短暂地提高经济增长率。Fernald( 1998) 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表明, 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将大大降低。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比较高。所以, 同一单位的财政资本投资于W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刺激作用将远远大于E 地区。
( 4) 财政性投资的引致性差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较之落后地区高, 居民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较低, 因此经济落后地区的资本积累倾向较之经济发达地区大。所以, 同一单位的财政公共资本支出产生的引致性, 落后地区的要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财政公共支出的增加, 有利于引致民间投资的增长, 提高地区投资水平。所以, W地区的财政性投资引致性要大于E 地区。
( 5) 公共资本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理论上, 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有3 种: 相互替代、无关和互补。由于资本的稀缺性, 现实经济中第一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边际产出无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比较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况。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性说明, 公共资本的增加能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 从而促进私人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本稀缺是普遍现象, 公共资本的规模可能远未达到边际报酬迅速递减的水平, 而且人均私人资本也处于较低水平,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关系, 公共投资将刺激私人资本扩张。所以, 对于E、W 两个经济体而言, 由于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性, 如果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话, 那么E 必然强于W; 如果存在互补关系的话, 那么E 必然弱于W。
( 6) 公共资本支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水平。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而政府对技术创新的资本支出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根本保障。企业资金实力越雄厚的地区, 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所以, 同一单位财政资金对技术创新扶持的边际效用W 地区较之E 地区要大。
( 7) 公共资本支出对人力资本产出的影响差异。人力资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效应日益受到重视, 第二代创新增长理论就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质量和规模。尽管国内的实证分析表明, 政府的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如对物质资本的支出明显( 郭庆旺、贾俊雪, 2006) , 但人力资本的生产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效应, 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由于E、W 两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人力资本生产能力的差异, E 地区用于提高人力资本产出的支出水平较之W高, 因此单位政府公共资本的人力资本支出对于人力资本产出的影响, W地区比E 地区要大得多。
部门预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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