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过改善国债的持有结构来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但资金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增加税收。在进一步增加税收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只好增发国债。在国债发行量增长速度很高、国债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增加金融机构对国债的持有量。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仅占其资产的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日本1994年的国债销售情况为例，在长期政府债券中，49.7％是金融机构购买的，只有2.4％是由个人购买的；在政府贴现债券中，3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41.8％；在政府担保债券中，62.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0.1％；在地方政府债券中，金融机构购买占48.9％，个人购买占5.1％。所以，应鼓励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银行借款。这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可否认，政府向金融机构借款（发债）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反弹就畏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回升，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区域，如3％左右，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值得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必须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促使以政府投资为杠杠、有效地带动起社会投资这个“轮子”。
第一，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一是可以考虑继续向金融机构发行一定数额的国债，以抵销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过多、外汇占款下降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二是允许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发行中央特许、地方财政担保的“公共工程”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三是通过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用可转换债券形式转让，将部分国有资产在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协调和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样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还有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和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6.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既可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又可以更有效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
罗斯福“新政”中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对落后地区田纳西河流域进行开发。通过开发，使该流域的交通、环境、供电、供水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得以改善，为该流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一般而言，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都较差，投资收益相对较低，经济萧条对其打击更为严重，经济复苏和启动难度更大。因此，政府必须真正加大对广大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还应对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效力。
7.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频繁地使用减税政策，这一点从总体上看对我们现在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但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的力度，尽快减免某些过时的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税费，增强企业的有效供给能力也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必需的。
减税是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80年代中后期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美国自90年代以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80年代中后期的税制改革。但在中国，在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是否也应该普遍减税呢？对这一问题，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而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代表着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确定合适的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是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预算内的宏观税收负担即宏观正税；二是政府税外收费（还包括各种摊派、罚款等）。
我国宏观正税负担率是比较低的，1987－1996年10年间，最高不过16％，低则只有10％。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走上一条“放权让利”的改革道路及以税收优惠支持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取向是密不可分的。若考虑到政府税外收费，情况则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放权让利”、默许甚至鼓励政府部门创收的思路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尽管在持续下降，但由于政府税外收费，主要是预算外政府收费急剧增长，使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基本稳定不变，只呈现出波幅很小的近似平行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的宏观正税并不重，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7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1％，平均每年下降约0.6个百分点，这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还要轻，但是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严重失控，其增长速度及在GDP中的比重均快于宏观正税，企业税外收费负担繁重，苦不堪言。如果把宏观正税和税外收费相加测算我国的宏观税负总水平，就会发现我国的总税负水平10年来基本上稳定在25％左右，这与发展中国家及中等税负国家的水平基本持平。这一总税负水平与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也是相适应的。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要实行普遍减税的政策。更何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扩张总需求，无论是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提高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水平，还是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都会扩大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的增加是建立在丰厚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的。
虽然从总体上讲，我国不存在减税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某些税负就不存在下调的可能性。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可以做文章的：一是应普遍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减轻因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的压力；二是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的力度，尽快减免某些过时的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税费。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再出现投资过热而很少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因此缺乏如何刺激投资活动的心理准备，以致未能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税费政策，使一些具有抑制投资效应的税费政策仍在延续，这极大地抑制了投资活动。因此，清理抑制企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活动的税费，并加大其改革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并未过热 政策不宜大动
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