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共支出；管理研究
公共支出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国家政策意图、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的重要手段。根据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的战略目标，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的需要，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约束有力、讲究效益的公共支出管理新机制。本文主要从理论、实践与政策的结合上，阐述公共支出管理的概念、内容及其强化公共支出管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而重点围绕公共支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及其支出效益等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公共支出管理的基本内容
（一）公共支出的概念和分类
公共支出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税收和公共支出上。可以说，公共支出的数额和范围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和深度，也反映着公共财政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为完成其职能、取得所需商品和劳务而进行多种活动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就其本质而言，公共支出反映了政府的政策选择，是政府职能行为的成本。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支出的内容一般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与服务，社会治安事务，教育事务与服务，卫生保健事务与服务，社会保险福利事务与服务，住房和社区设备的事务与服务，娱乐文化和宗教事务与服务，燃料和能源事务与服务，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的事务与服务，除燃料以外的采矿和矿山资源事务与服务，制造业事务与服务，建筑业事务与服务，运输和通讯事务与服务，其它经济事务与服务等（1）。
公共支出按照支出的经济性质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购买性支出，二是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也称为消耗性支出，是政府用税收收入购进并消耗商品和劳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支出。具体包括政府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也包括用于进行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各项事业的经费支出、政府各部门的投资拨款等。这些支出项目的目的和用途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由财政一手付出资金，另一手相应地获得了商品和劳务，履行国家的各项职能。在这些支出的安排中，政府如同其它经济主体一样，从事等价交换的活动。这些支出反映了政府部门要运用一部分社会经济资源，这必然排斥了个人与一般经济组织对这部分社会经济资源的购买和享用。因此，购买性支出的规模、方向和结构，对社会的生产和就业具有直接重要影响。
转移性支出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用于补贴、债务利息、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支出。这些支出的目的和用途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政府财政付出了资金，却无任何商品和劳务所得。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交换的问题。这类支出并不反映政府部门占用社会经济资源的要求，相反，转移只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政府部门只充当中介人的角色。因此，转移性支出对社会公平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二）公共支出管理的基本内容
公共支出管理是现代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遵循国家有关制度、法规、政策，对各项公共支出的安排使用进行规范和监督，从而确保公共支出的正确运用，为履行政府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公共支出管理涉及的面很宽，但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支出总量
公共支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支出总量水平，缓解财政压力和矛盾，为国家财政运行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创造条件。
在当今市场经济国家，控制公共支出已经日益成为其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过去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看，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表现出不断扩张趋势，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这是政府宏观调控加强和财政活动领域拓宽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部门社会福利性支出的过度扩张，使政府财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愈益陷入一种“高福利、高支出、高税收、高赤字、高债务”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比以往更加重视公共支出总量的控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财政经济实力雄厚，但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受巨额赤字和债务的困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克林顿政府和国会采取了新的平衡预算方案，在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对于支出控制和管理采取了硬措施，包括削减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推迟对政府退休人员生活费用的调整、进一步限制可自由支配项目的开支（如国防、国际事务、国内规划）等。上述增收控支措施取得巨大成效，美国联邦财政1998年第一次消灭了近30年来的财政赤字，后来两年也表现为财政盈余。意大利近年来财政支出改革的步伐也很大，主要从三方面控制财政支出：一是改革退休金发放办法，减少政府的社会保险与福利支出；二是改革医疗卫生管理办法，解决医疗卫生支出消费严重的问题；三是压缩政府机构，实施政府雇员“零增长”方案，削减政府行政经费开支。上述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支出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13.6%降到1996年的4.4%，公共债务比重在1996年出现了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下降。由上述分析可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将财政改革的重点放在支出改革及其支出管理控制方面，是适应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同时对改变财政困境、压缩和控制财政赤字也已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国外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能力相对较低，同时又面临着巨额赤字和债务的困挠，更有必要强化管理，控制支出。中央十五大提出“振兴国家财政”的重大任务，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的战略性要求，这是从我国宏观经济全局及其当前财政现实矛盾出发作出的一个正确判断和决策，也为今后中长期财政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如何根据中央步骤，在未来一个时期使国家财政建立在稳固、平衡、强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取决于两条，一是统一财政，集中财力，提高“两个比重”；二是切实改进和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建立合理控制财政支出增长的机制，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当前和今后中长期，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财政支出总量，这是改变我国财政困境、实现“振兴国家财政”战略目标的正确选择。
2.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所谓支出结构就是公共支出的内部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国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因此，公共支出管理还必须把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理论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支出状况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之后，对不同经济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落后，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效益，从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对这类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小，私人部门不愿投资或没有能力投资，但对这些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又是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益的。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或者是地方政府提供，或者是中央政府提供，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克服可能出现的基础设施“瓶颈”效应。此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私人资本积累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某些资本品必须公共生产，即使这些资本品的利益是内在的，不具有外部经济效益，也要求通过政府预算提供。所以这一阶段公共资本的作用很大。一旦经济进入发展的中期，私人产业部门业已兴旺，资本存量不断扩增，私人企业和农业的资本份额增大，那些需由政府提供的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对其的增加也逐渐变缓了，此时私人资本积累开始上升，公共积累支出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公共积累支出在整个社会总积累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下降。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净投资的份额又会上升。这是因为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增长，人们对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人消费形式将发生变化，从而预算形式也要发生变化。因此，这一阶段对私人消费品的补偿性公共投资将处在显著地位，从而使公共积累支出又出现较高的增长率。总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公共资本比例要求较高；而在“起飞”实现之后会暂时有所下降；当经济步入“成熟”阶段时又会上升。其增加与下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特定的收入阶段和它对资本的要求。
至于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变化，马斯格雷夫认为关键取决于人们对公共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虽然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准确地测出该弹性的大小，但就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这一弹性一般要大于1.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如衣、食等的消费，因而对公共消费支出要求不高；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基本需要满足之后，私人对基本需要的支出比例将减少，对提高生活层次的消费支出将增加，资源更多地被用于满足第二需要，如教育、卫生、安全等的需要，由于这些消费项目都需要较大的公共消费支出作补充，因此，公共消费支出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相应地就要提高；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将会出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组织，要求政府提供各种管理服务来协调和处理增长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交通警力、控制污染、反托拉斯等等需求的增加，这将引起政府的各种管理费支出的增加，从而导致整个公共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2）
从国际经验看，在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差异，这突出表现在财政投资方面。从工业化国家情况看，由于其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完善，社会筹资能力强，由此决定政府投资主要定位在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具体投资范围限于基础设施、储备战略性物资以及补充或增加特定主体的资本等。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投资比重也相对较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作为一个投资者，比工业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至少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比工业国更多的投资，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说周期长、耗资多、收益低、非政府部门既无力量也不愿进行投资，因此只能由政府担当起这方面投资主体的任务。此外，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和产业需要政府投资兴建或扶持，这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职能更要重一些，投资范围更要宽一些（3）。
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很重，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势在必行。受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具有大包大揽的鲜明特征，在早已打破财政统收局面的情况下，目前国家财政仍然包揽了一些本应由企业、个人和社会负担的支出，承担了一部分应由市场功能承担的经营支出。与此同时，一些本应由财政供给资金的事业和项目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支出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国家财政投资在总体投资能力日益低下的状况下，还存在着投资面宽、投资分散的弊端，而国家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却缺乏相应的保障。这说明，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合理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是下一步中国公共支出管理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3.提高公共支出效益
所谓效益，就是人们在有目的实践活动中“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所谓提高效益，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对于微观经济来说，需要讲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生存；对于政府公共部门来说，也必须讲效益，公共支出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实际上等于浪费了公共资源，国家履行职能也会受阻。可以说，效益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而提高公共支出使用效应是财政支出的最终目的，是衡量财政工作的重要标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支出效益的改善有赖于支出管理，二者存在密切关系。该项研究成果指出，财政支出效益“是包括支出管理在内的众多的种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同时人们也普遍相信，一个好政策必须依靠支出管理，在完成特定目标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中，支出管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4）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支出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存在重大差别。首先，两者计算的所费与所得的范围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只需分析发生在自身范围内的直接的和有形的所费与所得；政府则不仅要分析直接的和有形的所费与所得，还需分析长期的、间接的和无形的所费和所得。其次，两者的选择标准不同，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一般是追求利润，绝不可能选择赔钱的方案；政府追求的则是整个社会的最大效益，为达此目标，局部的亏损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在提高财政支出使用效益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处理极为复杂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公共支出管理部门需要探索切实有效可行的管理办法。
二、强化公共支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199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新的财税改革方案，不仅促进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调控能力，而且规范了分配关系，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这表明我国的新财税体制经过几年的运行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必须指正，我国过去长时期进行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领域，财政支出管理方面的改革已显得严重滞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管理模式、管理结构和管理手段，在很多方面得以延续下来，财政部门长期以来重收入、轻支出、管理弱化的弊端仍然存在。因此，从宏观财政管理的战略高度着眼，切实改进和强化公共支出管理已显得日益必要和紧迫。
当前中国公共支出领域及其支出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财政支出能力低下与财政资金损失浪费并存
目前从总体上讲，我国的政府财力规模非常狭小，特别是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分配关系尚未规范，国家财权相当分散，加之宏观经济效益日趋下降，因此，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已由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降为1996年的10.9%，近几年有所上升，但在2000年也仅为15%.正是在这种宏观分配格局的影响下，我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水平日益萎缩，据我们测算，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27.2%，1985年为22.4%，1990年为16.6%，到1995年已降为11.7%，到2000年也仅为17.7%.这样一种低水平的财政支出格局与国际上财政支出比重日益上升的趋势相悖，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政府正常履行职能，不仅难以确保社会公共性开支的最低资金需求，而且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无力维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有的甚至连工资也按时发放不了。这就表明，当前财政的支出职能非常弱化，财政支出总量严重匮乏。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方面支出总量不足，另一方面支出管理失控，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当前整个社会上奢侈摆阔之风盛行，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过去长时期存在的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管理滞后、财政纪律松弛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建设领域的浪费也不容忽视，各地项目单位基建概算编制中高估冒算现象严重，基建预算执行中超预算现象普遍，建设成本高，资金浪费严重，尤其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带来的损失浪费更是惊人。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也存在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效益下降的问题，一些地区的事业机构重复设置、设备重复购置、“大而全”、“小而全”，投入产出效益差，规模效益低，从而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始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供给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统收的局面被打破，但国家大包大揽的传统分配思想和财政统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财政职能范围及其支出责任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许多应由市场提供的商品和由社会负担的支出仍然背在财政身上。这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目前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确立，但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财政仍需弥补企业的亏损补贴，“八五”期间国家财政累计支付企业亏损补贴2060.4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7.1%.1996-2000年，财政负担的企业亏损补贴更大，累计额为3455亿元，这是造成这一时期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改革中，我国有相当比重的事业单位已走向市场，收入规模相当可观。但财政供应的经费仍需增加，难以核减。这一方面造成事业单位之间收入和财力分配苦乐不均，另一方面加剧了国家财力紧张的矛盾。就国家和个人的分配关系而言，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初次分配比例已由1978年的34：16：50演变为2000年的13：19：68，即是说，在每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愈来愈多的收入转化为个人收入，但国家财政通过“明补”和“暗补”的形式仍然保留了对居民个人的大量财政补贴及其各种福利性照顾。
（三）在财政分配格局中，支出“缺位”矛盾相当突出
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如前所述，存在着财政包揽过多的弊端，即所谓财政的“越位”；另一方面还面临支出“缺位”的矛盾，这主要是指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财政力不从心，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来，或者说财政未能充分发挥支出分配的调控作用。
教育经费支出一直是国家财政必保的一个重点，近年来虽然国家尽力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但仍远远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要。1998年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6%，但由于受财政支出总量的制约，国家教育投入数额毕竟有限，因而，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仍相当低，1997年仅为2.6%，比世界5.1%的水平低2.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也低1.4个百分点。显然，当前我国教育投入的不足是造成教育设施条件落后、总体教育发展水平低下的关键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正如世界银行1998年年度发展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竞争、又充满关怀的社会是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从当前的现实看，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这些事关社会稳定大局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筹资渠道不顺，社会保障资金供给不足，长此以往，将会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体制转轨带来不利影响。
再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转型之中，这不仅包括经济的市场化，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由此决定政府在组织经济运行、强化经济投资、引导全社会投资方向方面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政的资金供给能力不足，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据世界银行对12个发展中国家的抽样调查与13个工业国抽样调查表明，1980-1985年财政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3%，工业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3%.而我国在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不断降低，1980年分别为28.2%和27.9%，1990年下降为17.7%和8.7%到1995年进一步降为11.6%和3.1%.到1998年，上述比重有所提高，但也仅分别为8.7%和4.2%.到2000年我国财政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3.2%，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需看到，现在我国的财政投资水平由于受财力制约，仍然比较低。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也较低，市场化筹资能力极其有限，能源、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和严重不足，必然促使“瓶颈”制约和结构失调加剧，也不利于增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
（四）财政供养人员日益膨胀，加重了公共支出负担
财政供养人员与财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失控，规模庞大，增长迅猛，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导致各级财政困境日益加深、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一个关键因素。资料表明，截止到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82.3%，大大高于同期我国总人口的27.1%的增长幅度，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2.1%上升到1996年的3.0%.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50个人养一位“吃皇粮的人”，到1996年已演变为约30个养一位“吃皇粮的人”。近年来财政供养人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仍在不断增长。据有关资料，到目前为止，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已超过3800万人。由于财政供养人员的膨胀，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导致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若按平均每人每年一万元人员经费标准计算，财政供养人口一年就需要财政供给经费3800多亿元，在国家总财力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另外，增人增加的财政压力远不止这些，还需提供办公设施、个人住房、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若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政府部门每增加一个人，一年至少需增加财政支出2万元以上，由此增加的财政负担就更为沉重。因此，当前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加之工资制度改革的因素，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这表明，由于“养人”太多，我国财政正在日益向“吃饭型财政”发展，财政调控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五）财政支出管理和控制机制尚未健全
政府预算本是规范支出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支出管理的基本依据，但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与长官意志太大，预算约束软化的状况相当严重。我国自1995年起已正式颁布了《预算法》，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有的地方未按法定程序随意调整预算，支出预算追加频繁；有的地方随意开减收增支的口子，以人代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按规定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改变支出用途。
此外，多年来预算支出分配一直沿用“基数加增长”的办法，这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存在很多弊端：一是以往年支出实绩为依据确定支出指标，以承认既得利益为前提，固化了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因而固化了原有财政供给范围和支出结构，不利于财政供给范围的科学界定和支出结构的调整优化。二是“基数加增长”缺乏科学依据，忽视了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使该支的无法支，影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往往出现事后被迫调整支出预算的现象，使支出预算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三是“基数加增长”不能客观、公正、公平地对待各个预算单位，使原来厉行节约的单位少支，大手大脚的单位多支。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即财政支出中法定支出膨胀，“以法压法”、法与法“打架”的现象十分突出，财政无所适从，平衡压力加大，这实质上也是财政支出管理和控制机制不健全的一个突出表现。《预算法》是财政部门的一个“根本大法”，但国家同时以法律、法规形式，确立了不少法定支出项目，如农业、教育、科技、计生、文化宣传等，要求财政对这些法定支出项目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和增长水平。法定支出的设立，对保证一些重点事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定支出过多和过乱，也使有限的财政资金被瓜分和肢解，为切实贯彻“预算法”设置了障碍。
三、公共支出的总量控制
从管理角度讲，公共支出总量控制的关键在于，按照现代经济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本质要求，着力推动和深化公共支出管理制度创新，从而探索支出总量的有效控制机制。
（一）正确界定市场经济下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
公共财政分配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的供应范围，其实质就是要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事项应该由政府负责，哪些事项应该由市场负责，以此作为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公共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财政支出范围过宽，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种供给制的状况滞后于当前宏观分配格局形势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政府的负责事项和活动范围主要是通过介入“市场失效”领域，运用财政分配手段，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和领域则一般应由市场去调节和供给。那么，什么是社会共同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有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不愿干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事务；三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可见，社会共同需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必须由政府集中供给的事务，这是确定政府和财政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界定公共支出供给范围的重要标准。
由此出发，今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有的支出需要取消。首先，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必须进行严格控制。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在总体上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投资范围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财政要逐步退出，以集中有限财力着力强化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投资。在不同财政级次，公共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此外，有的公共支出如补贴等，则应进行清理、控制、逐步削减。
（二）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
公共支出预算是指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给社会成员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公共支出预算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计划，构成了政府财政活动及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也决定了公共支出的流量和流向。当前我国公共支出预算管理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与市场经济要求极不适应，因此，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这是我国下一步整个公共支出管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从根本上约束政府盲目扩张公共服务、控制公共支出总量水平的关键途径。
——要实行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部门预算是指一个部门的所有经费支出都按照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报表格式，编制统一的预算。《预算法》规定，“中央政府预算由中央部门的预算组成”。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功能预算编制方法，采用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将原来按功能划分的行政事业经费等全部细化到部门。所有的开支都要在预算中加以反映，预算中没有列出的项目不得开支，同时要求将各种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编制部门预算是公共支出预算通行的做法，通过编制部门预算，一是细化支出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透明度，有利于防止支出预算分配和执行中的“黑箱操作”，便于立法机构对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二是强化预算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防止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现象，有利于提高预算管理。需要指出的是，实行部门预算，不是将政府预算支出切块分割到各部门，由各部门自由分配，而是要求更加详细地确定和规范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支出项目和支出内容，更全面地发挥财政分配资金的职能作用。
——要实行综合财政预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就是要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集中分配，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预算。从目前的政府性收支管理状况分析，实行综合预算，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对预算外资金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越权设立或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二是要实行税费改革，将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便于征收管理的收费纳入税收调控范围，实行“费改税”；三是将“费改税”的收入以及符合国际惯例、政府行政需要保留的规费收入，统一纳入预算管理。此外，还应改革现行预算科目设计，反映国家预算范围的变化。
——要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准确性。零基预算，是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对每一个预算单位的资金需求逐项重新审核，根据其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重新确定预算资金分配计划。零基预算和过去基数分配法的最大不同在于，摆脱原有预算基数和不合理既成事实的束缚，公平合理地确定预算支出，避免各个预算单位之间的资金苦乐不均。零基预算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全面采用零基预算的办法编制预算，尽管刚刚开始，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但这种改革思路值得充分肯定，而且在公共支出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利于促使财政资金分配的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优化了公共支出结构，对确保地方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理论和实践表明，实行零基预算是强化公共支出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这决不仅仅是预算编制方法的改变，而且是整个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制定规范化的零基预算改革方案，以尽快在全国普遍推行，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高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益，将会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即将预算分配给各部门和单位的年度支出总额，按期（中央部门按季，地方部门按月）拨付到各部门或单位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由其自主使用。从实际看，这种支付制度存在较多弊端，其主要问题：一是支出过程脱离财政监督，财政部门只能依赖各支出部门的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监督，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支出过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二是资金分散支付和储存，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单位资金都有个逐渐支用的过程，在预算资金按期拨付、由各单位分散保存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大量财政资金分散在各单位形成沉淀，而财政部门为应付短期资金需求，有时不得不向银行借贷或发行短期公债，从而大大增加财政利息负担。三是财政资金运行的信息反映滞后。因为财政资金大量分散于各部门、各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中，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财政资金的运转状况，难以对财经形势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5）因此，国库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国库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所谓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简单地讲，就是将政府所有财政性资金集中在国库指定的代理行开设账户，同时，所有的财政支出均通过这一账户进行拨付。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财政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据了解，包括美、日、英、法、加在内的经合组织国家都采用了这个制度。在我国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从收入方面讲，即意味着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征收机关、执法机关目前设置的各种收入过渡账户以及各部门、各单位自设的各类预算外收入账户将不复存在；从支出方面讲，财政资金将在实际使用时从国库账户直接划入商品和劳务者的账户，有关部门、单位现有的各类资金管理账户则会随之取消。通过实行上述改革，其主要好处是：（1）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目前收入缴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真正解决财政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入库的问题。同时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外资金分散管理的状况。（2）财政资金拨付一次到位，不需经过层层划转，会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3）有利于实现对财政资金流向、流量的全面监控，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切实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综述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