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解释：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
在传统财政学中，福利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对哪种财政工具能最佳地实现既定目标提出建议，但最终选择是政府的事，政府最后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这些建议。在实际选择过程中，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比其他人对决策的影响大。公共选择方法的长处在于对政治程序的一般性分析，这已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方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假定个人最大化其自身利益。布坎南就曾突出这一假设，并强调指出，政治程序本身可能就是政府失灵的一个来源；而且，政治程序参与者的这种自身利益行为趋势，导致政府的“过度”增长。
本节依据库利斯的研究，集中讨论公共选择方法如何论证简单多数投票规则这种政治程序将导致公共部门预算的规模“过度”。
根据共用品的性质，由于共用品具有强大的外部收益，如果没有公共提供，它们的供给就会不足；或者说，相对于帕累托最优而言，它们的供给太少。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给公共提供的范围是“不足”还是“过度”。我们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着多数投票实际上能够提供帕累托最优的共用产出的条件。
鲍温曾经对多数投票与共用品提供进行了分析。所谓多数票规则是指在政府政策方案在付诸全体选民表的时候，只要赞成票占多数，该方案即获通过。在图中，为简化起见，假定共用品可以在边际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提供；该社会由N个人构成，并在他们之间等额划分该边际成本，故每位选民假定他承担的成本是MC/N.需求曲线代表每个人从这种物品获得的边际收益。因此，需求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明的是对这种共用品的“支付意愿”。每位选民所偏好的共用品产量是额外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等于税收价格MC/N的那个产量。如果每位选民都投票赞同这个产量，那么，选民A就会投票赞同qa，选民B赞同qb，以此类推。按照多数投票规则，每个人可能同意的产出至少是qa，选民B、C、D和E可能同意的产出应是qb，选民C、D和E可能同意的产出应是qc，但再高的产量就不会有多数人同意。因此，多数投票规则决定的产量是qc，中位选民所偏好的情况产生于多数投票。
在这种局部均衡框架下，如果人们的需求相互抵消地分布于中位数周围，那么，这个产量就是帕累托最优共用品产量。如果这种需求曲线是纵
向相加的，那么，依据定义，总需求就会在Oqc处等于边际成本。结论是：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多数投票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结果。正如马斯格雷夫所指出，共用品的提供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问题在模型中取决于偏好的分布。如果Da向左移动而其他偏好保持不变，那么，多数投票所产生的产量可能是一种“过度”产量。相反，如果偏好分布改变了，使得De向右移动，那么，共用品的产量“太少”。下面，我们分析多数投票有造成共用品“过度”提供趋势这种假设
（一）税收价格与多数投票
图洛克曾经认为，多数投票可能导致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私用品。他举了五个农场主的例子，这五个农场主利用简单多数投票规则决定维护通往农场道路的公共支出方案。在A、B、C、D和E这五个农场主当中，多数人可能会投票赞同用于其道路上的支出达到这样一点，即维护道路的边际成本等于其收益的边际价值。对A、B和C而言，维护道路的资金用一般税收来筹措，故2/5的税收成本由D和E来承担。在图3中，A、B和C的边际成本进一步降低，因为对D和E而言，没有道路支出，而该道路计划的边际成本仍然由五个人分担。因为只维护三条道路，而N不变，故MC将下降。只要中位选民的决策仍然是核心，A、B和C依然会投票赞同这项计划，但这时如果需求具有价格弹性，他们就会投票赞同更大的公共支出。这项计划由整个经济来分担实际上把某些成本转嫁给少数人，故只要有这种隐含的补贴，他们就会赞同更多的道路维护支出。
人们对这种分析也曾提出质疑。如马斯格雷夫指出，这种私用品为什么必须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D和E这两个农场主为什么没有站在其自身利益上联合C来否决这项计划？
（二）财政错觉
财政支出增长的一种政治解释是由唐斯提出的财政错觉分析。财政错觉观点是说选民不同于消费者，他们没有认识到财政支出给他们造成的成本与带来的利益之间的联系，或者说，选民低估公共支出计划的成本，因而他们就会支持财政支出的增加。选民低估公共支出的成本，其原因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由于支出计划的成本由大量选民承担，对任何一个选民来说，税收价格似乎很小。在图3中，由于N非常大，对于任何支出计划来说，MC/N可能失去了意义。鉴于MC/N似乎低于“实际”税收价格，相对于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而言，多数投票规则显然会导致较大的公共支出水平。选民不能赋予税收成本以很大权数，因为它被广泛分担。而且，有人认为，由于对小集团来说支出计划的利益更容易看到，所以，选民不强烈抵制支出计划的压力。更准确地说，这种观点要求进行税制改革，更加依赖税种的明显性。显然有证据表明，有些征税形式比其他征税形式更具有明显性。
第二，政府收入并非全部都由税收筹措的，这可能导致选民低估了政府支出计划的成本。政府也可能选择发行公债的办法弥补预算赤字。自愿借钱给政府的那些人会调整其资产组合，很可能放弃当前的消费而换取将来的消费。由于资源并不都是通过税收来动员的，税收价格显然会低于支出计划的实际成本。在图3中，税收只能融资MC的一部分。因此，选民可能会出现一种错觉。税收总额（T）在选民之间分担，并基于T/N作出决策，可是，T/N<MC/N.
第三，鉴于在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力量，自动地增加政府收入，而无需在形式上开征一种新税或改变税率，故也可以认为纳税意识降低了。比如，通货膨胀将增加名义所得，把纳税人推进到更高的所得档次；在累进税税收制度下，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实际值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支出计划的税收成本从未引起纳税人的注意，结果支出越来越大。
当然，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选民对公共支出计划的收益知之甚少，很可能会造成共用品提供“不足”。唐斯认为，政府项目的收益常常是无形的，或者在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如国防支出和对外援助等就属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如图3所示，选民的需求曲线可能位于“完全了解情况的”需求的左边。加尔布雷斯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同公共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相比，私用品得到私人企业家的强有力的宣传。倘若如此，这也说明共用品提供“不足”。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政错觉的净影响会以某种方法左右公共部门的规模。还没有证据支持乐观的错觉（税收价格低于实际情况）或悲观的错觉（收益低于实际情况）。
（三）多数人专制
在图洛克描述的情况中，多数人投票赞同“过大的”公共支出计划，因为他们能够抵消少数人承担的成本，这影响了他们看到的税收价格。按照这种思路，更为一般的观点是多数人能够直接从少数人那里再分配收入。有人早就认为，选举权扩大到比较贫穷的阶层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解释了累进征税制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类制度很可能为大多数人支持，因为这意味着比较富有的少数人要纳税，以帮助收入较低的多数人。这种选举活动的结果可能会增加公共预算中的转移支出。
虽然这一过程似乎很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种政治程序实现的再分配不很明显，而且也不只是发生在低收入与高收入阶层之间，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工作在私人部门的人与工作在公共部门的人之间可能存在收入转移。马斯格雷夫曾指出，随着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增加，公共部门的增长越来越快，具有“滚雪球效应”。由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靠公共部门生存，所以，多数人支持公共增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马斯格雷夫曾对多数人力争尽可能地从少数人那里再分配收入这种所谓的“多数人专制”观点提出质疑。第一，人们也许是一时的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设想到将来他们会从低收入阶层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就不会选择特别急剧的累进税率。第二，他们也许意识到这种再分配会影响经济的总产出，因为高税率对工作、投资以及冒险具有抑制作用。如果这种连续再分配被认为过分了，用于再分配的产出就会减少。第三，存在着普遍接受的规范性很强的收入权利，它也限制着收入再分配。除了上述这些对多数人的愿望的限制外，也应当提醒注意的是也可能存在着“少数人专制”的条件。
总之，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多数投票规则内在一种财政支出“过度膨胀”倾向。降低多数人税收价格的机会、税收价格的财政错觉以及无限制的多数人专制都会导致国家预算（包括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大于传统财政学所预测的规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支出水平“过度”是因政治程序的不完善而非这种投资规则本身所致。
三、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解释：选举权扩大增长论
所谓选举权扩大是指选举权扩大到更多的贫穷阶层，这种政治权利从一国的富人阶层转向穷人阶层，导致社会福利性支出显著增加，从而促使财政支出总规模不断扩张。这种解释分为两类模型，一种是收入再分配模型，另一种是政府服务模型。
（一）收入再分配模型
收入再分配模型又分为三种，即纯再分配模型、利他主义的中位选民模型和特殊利益集团模型。我们分别简要介绍这些模型的主要思想。
纯再分配模型。麦尔特泽和里查德认为财政支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投票选举权扩大所致，因为收入分配中最低阶层的人加入选民行列，一般会拥护“大政府”，以便获更多的再分配利益。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人们的人力资本是不同的。每个人获得相同的一次性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性支付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融资的。人力资本最少的人没有工作，希望税率提高；而工作的那些人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希望税率降低。在该模型中，该税率是由中位选民决定的，而中位选民的人数因投票选举权的扩大，增加了穷人的人数，因此，税率可能会提高，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增加。
利他主义的中位选民模型。利他主义中位选民模型假定不是福利受益者的中位选民出于利他主义（或关心犯罪率和社会安定问题）而偏向穷人，从而使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增加。后来，又有些学者从利他主义和自身利益出发构建再分配模型，认为潜在的和现有的福利受益者的自身利益将促使他们投赞同提高福利支出的利他主义富人的票。这些人掌政之后，无疑要考虑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
特殊利益集团模型。特殊利益集团模型也可以解释福利支出水平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模型中，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会在来自穷人的选票与失去其他集团的选票之间进行权衡；由于福利受益人口所掌握的选票数量增加了，特殊利益集团就会支持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以赢得选票。
（二）政府服务模型
政府服务模型旨在解释对政府服务的需求状况，强调投票选举权扩大在财政支出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该模型假定税收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拥有收入Mi的个人能够购买Ci单位的私用品：
Mi=Ci+tMi （5）
式中，t代表税率。在政府服务模型中，政府服务水平G用税收来融资，这些服务由全体公民消费。更为具体地说，政府预算约束要求总收入等于总支出：
tMc=PG·G·N （6）
式中，MC代表该社会的总收入，PG代表政府所提供服务的单位价格，N代表该社会的人数。根据（6）式，可以得到t的表达式：
t= PG·G·（N /Mc）
=PG·（G/Mm） （7）
式中，Mm代表平均收入。把（7）式代入（5）式，得到：
Mi=Ci+ PG·（Mi/Mm）·G （8）
在平均收入为Mm的情况下，全部个人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政府服务截距（Mm/PG），政府服务的相对价格与个人收入――平均收入比率（Mi/Mm）成正比。政府服务模型利用特殊的效用函数来确定穷人是否比富人更偏好政府服务。如果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服务的相对价格PG·（Mi/Mm）下降，导致政府服务的需求增加。相反，如果穷人的境况变差，他们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就会减少。总的来看，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那么，穷人就需要更多的政府服务。凯尼发展了拉维尔的研究成果，证明当政府服务与私人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政府服务的收入弹性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道理，如果政府服务的非补偿性价格弹性（它是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的加权平均值）大于其收入弹性时，穷人需要更多的政府服务。
可见，在政府服务的价格弹性大于其收入弹性的情况下，增加穷人选民的这种投票选举权扩大将使政府服务的支出增加。但是，胡斯特德和凯尼指出，大多数经验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服务的价格弹性不一定大于其收入弹性，二者很可能相等；他们的结论是：投票选举权的扩大会明显推动福利性财政支出，但其他财政支出不会改变。
积极推进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
公共财政支出监管机制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