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与作用(2)

　　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 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

　　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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