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是渐进化改革一段时期后所有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失业以及政府财政均衡的一般说明。这一部分的主旨是检验 中国 目前 这些要素均衡的具体状态。
对于
的事实检验可以通过一个基本的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完成。对于b,则可以通过基本的税收增长数字来间接说明。对中国 经济 增长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本次检验只能取得一个大致相当的估计值，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也不可能）得到一组确切的数字，而是考察上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基本模型
⑤ y—gdp；k—资本成本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l—全部就业量；
，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述变量与
的大致对应关系可以如下理解：在转轨的动态过程中，有“一个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即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高于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樊纲2000）。因此可以认为，长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变动推动，gdp的变动其实就是
。k 对l的替代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替代程度用q表示。l是就业量，可以间接地反映失业的情况，即
。h表明了一种劳动力与资本捆绑转移的情况，反映了国有资产出售的范围和程度，即d。上述变量的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统计指标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投资总额、从业人数，非国有经济从业人数（包括 农村 从业人数）。
估计的结果：
转化为c—d生产函数，
从上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二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贡献率大致在79%，劳动贡献率在21%。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推动型的。由于本文使用的劳动力人员包括了农村从业人数，所以数据显示的劳动贡献率偏低可以理解为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分不足。相应地结论是，中国的失业 问题 并不是现在才存在。
2、在进行计量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h对于l是不显著的。 如果对于将农民长期租用的土地，并且以实际使用权取代了所有权视为农村产权改革长期措施的话，则可以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进行人员与资源的捆绑转让的过程中，转移的多是资源而不是劳动力。
3、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是资本替代劳动的必然结果。c—d函数表明，资本产出弹性大体为0.89,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18。资本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劳动的收益率，原因在于，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以新技术的使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增加失业人数。
4、 假设
=0.95，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目前增长率，即8%，资本投入量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则可以预测未来几年l大体在72000万人，比2001年的73000万要少。如果=1则失业人口会更多。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 ⑥。由于在二十年中由0.81上升到0.90, 因此，通过所有制改革，特别是 发展 第三产业来达到充分就业的 理论 依据就显得不很充分。另外，预算外财政收入难以计量，对b 的一些检验只能从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进行。
如果考虑到预算外财政收入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承担，从图二可以发现，中国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其中隐含着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某些改变。
三、对检验结果的解说
（一）解说的理论基础------政府行为风险最小化的假说。
本文对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三者关系的解说是建立在政府行为风险最小化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不同于通常对政府行为的认识，因此需要首先加以说明。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是用来纠正市场失灵的。科斯认为政府是一个超级 企业 ，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 影响 生产要素的使用（coase, 1960）,政府是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它的出现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布坎南将政府认定为一个理性人，并发展了 政治 家、官僚与选民三位一体的理论。从政府守夜人到政府追求自身收益，政府的行为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一般将国家（治国者）定义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最大化的经济人，也就是说国家是追求长治久安的（张宇燕 张帆1999）。这一理论可以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加以证明。
这一传统的理论受到了挑战。卡尼曼和特弗斯基（kahneman&tversky,1979，1981）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阐明了在不确定问题中行为者制度安排的目标问题。该理论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偏好是随着收益和损失的变动而变动的，即，当存在收益确定时，人们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存在损失时，人们是风险偏好性的。因此，布罗姆利认为（bromley,1989），“公共决策者看来是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行动。那些处在做出集体决策位置上的人很可能为了损失而愿意冒险，但在收益范畴内却避免冒险。他们宁可选择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更多的收益。”
现在便面临着一个判断的难题，政府的行为目标到底是收益最大化还是风险最小化？一个可行的解释是，长治久安是国家的行为目标。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 社会 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林毅夫1989）。这里显示的是一种集体行动中的精英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目标。
但是，政府是不同于国家的。政府是由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它与政治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治家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实现。官员内部控制的结果是公共决策偏离了这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区。政府的收益是它的公共收入，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了政府对风险偏好的变化。政府的行为目标一般是风险最小化的。只有到公共收入遭受损失，或者说是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才是风险偏好型的。财政危机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这是政府极力避免的。
所以财政危机不常发生，政府常常采用规避风险的行为。这一行为模式与我们对政府的观察是一致的 ⑦。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过程中，政府是用来防范公共风险的，是市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解释。如公共部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政治周期对政府跨时消费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导致的有权利和无权利的关系等。也可以用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来验证，这是一种显示性偏好。因此可以说，风险最小化是政府行为的常态，当财政状况恶化时，它才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喜好型的形态。在一个契约型的社会中，短期内国家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长期内二者又是统一的，这是由公众的意愿决定了的。短期内的统一依赖于宪政框架内的约束，它们的拟合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
（二）政策的博弈框架
政府对风险的不同偏好是由其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的。在存在财政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将在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奥肯观察的结果是，经济每增长一个一个百分点，失业减少3个百分点。这是他对美国经济考察的结果，适应的条件是资本、技术的提高有相应的高知识资本的劳动力相配合的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极端异质，知识资本普遍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完全可以借助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完成。在转轨的中国，奥肯定律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并非正相关的选择中，政府首要的选择是确保经济增长。理由就是保证了经济增长就确保了财政收入。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是在政府财政压力凸现时开始的，此时的政府是风险追逐型的。为了解除财政压力，政府可能采取短期内增加gdp而在长期内可能并不是有效的措施。如果此政策成功，则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财政潜在危机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问题解决了，失业也解决了。经济的增长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对过去的增长方式便产生了一种依赖。出于风险最小化的考虑，政府总是在维持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总是对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的风险不再顾及。一旦这一单一的链条断裂，便会发生公共悲剧。如此一来，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的长期累积，这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影响是致命的。在失业累积的过程中，应该看到政府风险最小化选择回避矛盾助长了这种结果的出现。由于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公共风险的最后责任人，因此，这种失业又加剧了财政的压力。于是财政压力的周期波动开始形成。
我们现在的讨论便建立在这样一种周期变动的基础上。思考的重点在于内在于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原有的路径。特别是当失业这个公共责任不得不承担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应该对该模式进行调整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的命题便限定在经济增长的路径是否能够确保政府走出财政困境的层面上来了。
（三）二十年改革的实践检验
中国渐进性改革开始于二十年前的财政危机。计划经济年代，通过公权对私权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集中于中央计划者。国有经营与人民公社的体制掩盖了失业问题，公开的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计划经济的低效率难以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要求，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运行后，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此时的政府选择的是一种风险偏好型的策略，即放弃了对农民的生活和失业保障的承诺，相应地也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民。并在以后采取延长租用期限和允许流转使用的 方法 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人均土地的规模和产出效益决定了这只是一种失业的保障，并没有更多地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二十年间，h的数值从0.81上升到 0.90，说明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对劳动力的吸纳在改革初期是有巨大贡献的，以后则不是很显著。众多的劳动力停留在农村是关键的因素。 随后进行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性改革，一开始是采取税收激励的方式进行的。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扩大，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迫于财政的压力，政府开始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打包转移。扩大了的非国有经济具备了同政府谈判的能力，在这个渐进化的过程中，政府妥协，国有资产变卖的结果是非有经济接受了国有的资本，并没有接受其劳动力。 h对劳动投入不显著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此时d>0。由于政府掌握着国有资本，在改革的初期，非国有经济对于财政的贡献较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政府加重了对其征税的强度，但直到1998年，非国有经济对预算内财政的贡献才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此之前，政府是把非国有经济的出现作为一种吸纳劳动力，从而减少政府公共支出的工具来看待的。在整个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在劳动力收益低于资本收益的背景下，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采取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便是合理的行为。 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转移和城镇非国有经济部分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的同时，政府依托国有经济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意图暂时得到了体现。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得到了空前的增加。为保证这一立竿见影的增长模式的持续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资金的投入。 金融 抑制、股份制、国债、对消费弹性低的产业垄断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对经济泡沫的担心和渐进改革形成的收入分化使得这一模式必须的资金链条难以为继。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压力使得政府又采取了风险偏好的策略。这种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是政府将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强加给市场的一种企图。q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的后果是失业的增加。由于资金不足仍然制约着市场的选择，所以政府选择了一种替代市场的行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将非国有经济的资本强行转移，暂时地保证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承载劳动力的基础，税收的增加限制了它扩大市场的作用。它承担的劳动力已经达到总就业人口的90%，体制的复归开始造成d<0的结局，因此它对就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种影响只限于保持维持原有的就业比例，解决新的失业人口不能完全依赖于所有制的改革。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供给在不断增加，之二，收入分化制约着非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扩大（魏凤春2002），非国有经济对劳动力的接受基本趋于饱和。
前面的论述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中国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失业已经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自1998年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内财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实质是政府应对失业的一种必然反应。给定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失业问题不会随着财政压力的暂时缓解而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由单一的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特性决定了的。
四、评述性结论
在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以资本推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旨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和就业。当这种模式不能维持时，政府财政收益难以保证，失业现象将加剧。所有制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加剧失业。因此，政府必须在失业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选择一条对于自己更合适的路。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以换取失业的减少。中国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匹配，在资本链条断裂的背景下，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只有确定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把公共收入更多地投资到人力方面，才会迎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的时候，失业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向非国有经济抽税，转移支付给失业者以解决目前失业危机的角色。非国有经济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向垄断公有资产者收税才会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政府与公有资产的一体关系使得这一良性循环很难形成。但是在外部的冲击和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者改变偏好，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约束条件下，这种平衡可以接近。
行政区划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中国财政改革：立足点、着眼点与着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