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新一届政府生命周期开始，其面对的是一个全面开放的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制度环境。改革前期的潜在财政风险将会慢慢释放，甩包袱的政策操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无包袱可甩。大包大揽的做法有违市场 经济 的要求。而且在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以资本推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财政收益就难以保证。
因此，政府必须在潜在的财政风险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选择一条对于自己更合适的路。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义理性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 中国 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匹配，在资本链条断裂的背景下，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只有确定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把公共收入更多地投资到人力方面，才会迎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的时候，经济增长才可能持续 发展 。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培养新的税收源泉可能更加重要。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开放市场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快速的开放垄断产业，从 社会 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理性的选择。国有的垄断，可以直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源被私人垄断后，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和完善的税收制度作为保障，政府被俘获是必然的结果。俄罗斯转轨时期，寡头左右国家命运的教训需要汲取。
俘获政府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还来自国际资本。我们前面提到，借助于外部的制度竞争，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可望被打破。但是，国际资本在合约中提出的新的条款有可能减少本国政府决策的独立性。而且，中国经济对外资的极度依赖，增大了对国际资本退出中国的担忧。
不仅如此，中国内部收入分化的结果导致了大集团对代理人满意度的下降。二十年之前 农村 的改革，政府通过甩包袱缓解了财政危机。随着农村净剩余的转出，农村经济重新陷入僵滞状态。
因此，中国需要权威的出现。一方面通过强制力适度地打破垄断，并且通过转移支付强行转移给穷人财富。另一方面在国际政府的竞争中维护本国代理人的权利。对权威来讲，转变偏好，主动地承受因经济增长下降而增加的心理成本是必然的选择。
注释：
①张五常评述科斯学术贡献的时候，指出“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 方法 ，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张五常1990）。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页。
③中国建国初期选择重 工业 化，经常被解释成领导者的主观偏好、或者说是一种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的实验。我们不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行工业化的阻力是非常巨大的。只有在特殊的时期，这种强制性才较大可能地减少民众的阻力。而选择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使之能够取得超过原有体制的经济增长率，则可以有力地支持新政府的存在。
④中国1979-200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贡献率大致在79%，劳动贡献率在21%。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推动型的，（魏凤春，2003）。
顺应民心的变化：从财政资金流向看中国政府政策调整
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