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一般来说，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管制手段（Command and control instrument）和市场机制（或称为经济手段）（Market—based instrument）两种类型。
管制手段是指采取禁令、法规等形式，规定排污标准，禁止或限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把某些污染活动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最终实现控制污染、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具体包括规定排污标准和技术标准等。
市场机制是通过影响污染者备选活动（如安装排污设施以减少污染、缴费以获准污染等）的成本与收益，引导经济行为主体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选择。
从管理的角度看，有些手段在运用时需要由法规制定者对排污量进行监督，称为“直接政策工具”。而其他手段只需政府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对企业或个人污染行为进行引导，属“间接政策工具”，如规定排污标准、收取排污费和颁布市场许可证等，都属于“直接政策工具”，而征收环境税和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则属于“间接政策工具”。
管制手段和市场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强制性的，污染者别无选择，要么服从，要么面临仲裁和行政惩罚；后者是非强制性的，污染者可以对政府提供的某种经济刺激作出灵活的反应。与市场机制相比，管制手段的优点在于管理的权威性、指令的严格性和迅速有效性，但同时也造成了效率上的损失，主要表现在：（1）管制手段对生产和消费过程所涉及污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对所有企业采取“一刀切”式的做法，妨碍了企业对污染方法的自由选择，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2）管制手段缺乏对企业技术革新的刺激。污染者如果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排污量标准，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努力治理污染，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加企业本身的成本，却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但如果采用市场机制手段则不同，例如政府对污染征税，污染者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排污量都需支付一定数额的税收，这会促使污染者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直至使排放量低于规定的标准。同时，征收环境税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以便减少纳税，增加盈利。由此可见，市场机制更有利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各国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市场机制方面，采取征收环境税以加强环境保护的优点更为突出。
（一）征收环境税能取得“双重收益”
一方面，征收环境税可以有效地矫正外部负效应，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征收环境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得税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所得征税，会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抑制储蓄和投资，把对所得征税称为“扭曲性税收”。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得税所占比重越高，超额税收负担越重，税收效率越低，越不利于经济的有效运行。而环境税则属于一种 “矫正性税收”，不仅可以通过征税增加污染企业的成本，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政府还可以把征收的环境税收入用于对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的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实现所谓的“双重收益”。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对工资征税的税率较高以及严重失业等问题，人们提倡以征收环境税来替换对劳动所得的征税，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水平。在此，这种政策的“双重收益”表现为加强环境保护和降低失业水平两方面。正因为如此，环境税收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被称为“无悔政策”。
（二）与其他经济手段相比，征收环境税更便于管理
环境税是指政府以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为目标，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针对某些污染行为或产品按一定比例或数量强制取得的一种税。根据课税对象不同，环境税收可分3种类型：（1）对污染的最终产品征税，如对机动车辆征税；（2）对污染的投入物征税，如对煤征税；（3）对污染物本身征税，如对硫征税。与征收排污费和颁发许可证相比，征收环境税不需对产品的排污数量进行测算和监管，只需了解相关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设计出适度的税基和税率。环境税一旦征收，即与其他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政策制定者不需随时调整收费水平和规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可确保政策的相对稳定性。
（三）征收环境税符合税制发展的总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以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增加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这一趋势为我国政府适时开征环境税、实行以“绿色税制”为内容的税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
二、环境税收实施中的效应
从财政角度看，良好的税制应该是在符合效率、稳定和简便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财政收入。然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环境税时，却往往会出现环境税收效应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讲，征收环境税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即财政效应和环保效应。
财政效应，是环境税收在取得财政收入方面的效果；环保效应，则是降低污染、提高环境质量的效果。如果征收环境税既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又能实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则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在具体运用中，这两方面的效应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为了有效地实现环保效应，在运用税收刺激机制时，税率水平应尽可能高些，以达到减少消费，降低污染的目的。但是，这种机制的效应越明显，污染降低的幅度越大，财政收入则会越少。例如，瑞典对污染性的燃料征税后，导致了这种产品消费的减少，使这种产品最终退出了流通市场。同样在瑞典，由于税收在环境效应方面的成功，对硫征税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瑞典在开征此税以前，预计财政收入大约为5亿～7亿瑞典克朗，1991年实行这种环境税后，到1997年，其财政收入却从原来的3亿瑞典克朗降到2亿瑞典克朗。环境税财政效应和环保效应的协调与矛盾，主要取决于征税产品的需求弹性。比如对汽油征税，如果对汽油的需求是无弹性的（即价格的变化不会对汽油的需求产生影响），那么，这种税就会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财政效应将十分明显；但对汽油的消费量及车辆排污量减少的程度影响较小，环境效应不明显。反之，如果汽油的需求弹性较大（提高价格会限制需求），那么，征税的结果就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并同时减少对汽油的消费、降低排污的数量，这样，就会表现为环境效应较大而财政效应较小。一般而言，需求弹性越大，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强。当征税范围仅限于很狭窄的产品时，需求弹性就会较大。征收范围狭窄的税与范围较宽的税相比更容易产生较大的环境保护效应。此外，对多数产品而言，从长远来看需求弹性往往更大些，因为消费者有更多的时间寻找其替代品。因此，环境税收通常会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财政影响，而在长期内产生环保影响。
除此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在对环境税进行研究时，还提出了环境税收在社会再分配和竞争能力等方面的效应问题。
从再分配效应看，征收环境税可能会对公平分配产生不利影响，即这种税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比对富裕家庭的影响要大。特别是当这种征税产品为生活必需品、其替代品很少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就更为严重（比如对汽油征税），表现为一定的累退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税制设计时，尽可能选择征税范围较狭窄的商品为征税对象。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或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对低收入家庭补贴等方式予以补偿。
从对竞争的影响看，有人认为，征收环境税会加大企业的成本，降低纳税企业或部门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对此，应严格区别征收环境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同样还应考虑环境税收入的有效使用问题。如果把环境税收入用于降低扭曲性税收的税率，或用于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投资，那么，环境税收或绿色税收改革无疑会增强总体经济的竞争能力。
影响环境税收效应的另一个因素是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在美国，对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建立“环境信托基金”，用于特定的环境项目，这种专款专用的基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与其他税收收入一样，作为一般性财政收入，而不宜实行专款专用。因为实行专款专用往往会限制政府对财政收入相机抉择的使用。在实践中，控制环境污染的最佳支出额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征收的环境税或费用收入。如果把环境税收入作为一种专项基金，容易使支出增加，难以通过收入回收效应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此外，专款专用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出现，使某些部门有意识地寻求得到这种补贴，有些环境项目的实施可能仅仅是为了争取得到信托基金。不过，从政治角度看，“专款专用”用来作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工具，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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