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密看来，生产“价值”的领域和不生产“价值”的领域是社会的分工，是社会的“自然秩序”，斯密还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也是社会的分工，也是社会的“自然秩序”。而国家是维持“自然秩序”的组织，也是征税的目的。因此，国家和生产“价值”的领域之间不存在“价值”的交换关系，征纳双方都是“分工”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国家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存在只为纳税人服务的问题。但自从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1938年提出“公共经济的自愿交换理论”以后，税收就被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范畴，“为纳税人服务”成了顺理成章的、甚至是理直气壮的口号。政府只为纳税人服务吗？如果是那样，政府岂不成了富人政府？何公正之有！这表明主流税收理论是很成问题的，切不可照抄照搬。
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公正”的税收，当然他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分工”的社会秩序。但他认为税收应考虑到各类人的生存时空框架。劳动者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目的是生存。因此，货币成了他生存的条件，或者说构建了他生存的时空框架，以便让他在这个时空框架中充分展示其人生价值。因此，在斯密的税收理论中，对劳动者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是不征税的。而现代主流税收理论中的“税收中性”对于生存的时空条件是考虑不充分的，能说是“公正”的税收吗？
人要生存，必定要占有时空。在交换经济中，价格是进入这一生存时空的门槛，货币是进入这一生存时空的入场券。显然，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需要有维持其时空的最低货币量，但这未必反映一个人占有时空的质量，更不反映一个人在此时空条件下的人生价值。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概念。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价格反映的国民产值的增加，只能说明进入空间活动的价格门槛增多了，或需要交换才能进入空间的价格门票提高了，未必能说明生存质量的提高。
其实，在以“分工为前提的交换结构”中，从“人”的本质来说，货币只是生存的条件。但现代主流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把“条件”作为“目的”是合乎自然的。“人”的“本性”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她不可能像“物（比如铁）”那样具有不变的“本性”。这里提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社会理性”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处于什么地位？文艺复兴运动是对中世纪宗教理性的反叛，这对个性解放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卢梭片面强调以个人的情感来体验理性，这对于中世纪的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但主流经济理论把它发展到极至却是很成问题的。
对于非生产领域来说，比如教育、科研、医疗等，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理性？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企图运用价格均衡的分析方法去解决，可能吗？这是典型的把“目的”和“条件”相混的分析方法。人生价值可以用货币衡量吗？生命和货币之间能有均衡点吗？斯密认为社会应该有秩序的基本观点是不错的。如果社会秩序需要教育、科研、医疗等“分工”，那么货币只是维持这一社会秩序的条件。这样，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其价值观并不是把人生目标定在追求货币上，而只要有其建构的时空框架，以便充分实现其价值。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或者说至少使人造成一种错觉：货币和教育、科研、医疗等水平成正比。这显然不懂得对于这些职业领域的人来说，只要具备一定的货币条件，“时间”是更重要的，“社会理性”是更重要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帝国主义倾向难道不值得担忧吗？
如果说分工和交换是一种社会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必定以公正和正义为支撑。否则交换经济的时空将会遇到塌缩的危险。现代的主流经济学认为“私人商品”的消费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消费者购了小轿车，交了养路费等等就认为驱车上路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也隐含着是合乎道德的。其实未必如此。如果市内交通因此而恶化，原先利用公交车上下班的职工因此每天要多化一个小时，那么这也是有效率的吗？也是合乎道德的吗？这表明，私人商品的发展同样存在“社会理性”问题。这个“社会理性”要靠政府去实行。这说明，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公正和正义，而不是主流财政理论所宣称的三职能。
同样，税收的公正和正义并不是按照税法把税收不折不扣地收上来，而是政府的公正和正义。税收流失有税收征管的问题；有税制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不合理的问题，等等。不真正找到症结，是难以治本的。税收流失通常并没有明显的表达形式，因此要通过稽查才能发现。这样就很容易造成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要能查出来，就怀疑加大力度还能查出来，于是再加大力度稽查，等等。其实，这对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是很不利的。一方面，这隐含了对纳税人的有罪假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稽查频度的增加会干扰经营者的心情和占用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对市场经济也是不利的。其实，只要政府公正和正义，充分信任纳税人，充分发挥纳税人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是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偷漏税问题的，因为纳税人本身就要求公平公正的环境。
总之，现代主流税收理论，包括相应的财政理论、经济理论，都是有问题的，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笔者坚信，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开创。
我国社会保障税制设计构想
纳税人问题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