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管理方面的难易之争。最早从管理方面评论支出税的当推英国的凯恩斯。他在1929年就认为支出税的概念在理论上不错，但“实践上不可能”。主要原因在于要使纳税人保存准确的个人消费数据和审核其单据十分复杂。现从以下几方面略加论述：（1 ）税基核定：佩奇曼认为在消费支出税下，“要求纳税人提供变卖资产的收益、新获得资产的成本和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帐户的变化等方面的情报，以及普通收入的情报，一如现在所得税申报表所要求的那样”。至于未通过银行帐户的个人持有的现金、私人债务以及个人资产（如珠宝和绘画）的购进和转让，他认为更难以查清。（2）延期纳税和避税。 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的设计者认为：在转换期中的问题解决以后，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税收，从概念上说是一种较少复杂性的税制，因为它以现收现付制取代所得税所要求的权责发生制，从而不需要将资本设备的支出从一个纳税期转到另一个纳税期，对本期提供的应税商品或劳务的收入尚未收到的款项，也不必作为本期应税收入处理，而是在实收时处理。这样，虽然是简便了，但是纳税人可以利用这种转移纳税期较易的漏洞，延期纳税。同时，高消费的纳税者可以在赠与或其它方式的幌子下，委托低消费的纳税者代他们进行购买，从中避税。（3）税款扣缴。 在支出税的形式下，运用税款预扣方式远比在所得税形式下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实行差别税率时。这是因为预提必须是针对收入进行的，所以必须运用一种假定的收入与消费的比例。确定适当的比例还要考虑到收入究竟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再投资。（4）按照综合所得税的标准概念， 如小额福利或实物所得以及业主自住住宅的推定租金，如何计入所得征税这些管理上的棘手问题，在转换为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后同样存在。
此外，还有对某些“特定的支出模式”如何界定其为消费支出或投资支出问题。如家庭为子女支付的教育费用，按本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指一国居民教育与技术上的投资）及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的“知识经济”概念（把知识作为资本发展经济），似应属于投资支出，而新的税改方案对此尚不明确。又如企业主购买的自用住宅，在现行美国个人所得税制下，是作为净投资处理的，从理论上应对其推定租金收入征税。在过渡到个人支出税制后，如确定为投资支出，也应按同样方式处理。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推定租金的计算在实际上都行不通，对此，美国理查德。A .穆斯格雷夫认为：“净投资的定义包括对所有财产的购买和业主自用的住宅，但排除了对其它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虽然住宅消费包括在未经交易而获得的租金收入中，但购买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则当作本期处理，这样平均计算就避免了不公平现象。”这虽然不尽合理，但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三、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过渡期中的问题。从所得税过渡到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处理已税储蓄问题（在公司一级是如何处理已税资产和其它资本货物）。如果纳税者的消费支出是通过减少他们的储蓄帐户进行的，若过去的储蓄没有被课税，对之征收个人支出税是公平的；但若他们的储蓄是靠税后收入积累起来的，再对之课税就构成双重课税。而要在纳税人的多种来源的收入中分辨哪些是已税的哪些是未税的，是相当复杂的事。再一个问题是：从传统的税收观点看，财产税的收入是个人所得税收入不足的必要补充。在改行个人支出税后，这种“补充”作用是否应保留？穆斯格雷夫认为“在收入已知的假定下，对支出税的申报不足会提高净财富税的义务。”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所设计的个人支出税采用单一的税率，将以其累退性取代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那就还应当发挥财产税的调节收入作用。从收入目标看，目前多数国家的财产税是地方一级（州、省以下的）政府的第一位的收入来源，就更应重视这一问题。假定将支出税推广到地方一级，对财产收入不课税，那么地方政府简直无财政收入可言了。
可见，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几乎牵动整个税制结构，何况还有国际税收协调方面的问题。
2.国际税收协调问题。国际税收协调可能是反对实行支出税的有力论据。如果允许人们在对支出课税而对所得不课税的国家赚取所得、而后将所赚得的钱花费在对支出不课税而对所得课税的国家，这很难认为是公平的。在公司一级，以美国为例，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以所得来源为基础对公司所得课税这一事实，意味着即使美国以现金流量公司税取代公司所得税，美国公司在国外赚取的所得将继续被课税。而且现在美国对外国公司征收的一大部分税收，将轻而易举地由外国财政部门征收，而不是美国财政部。国际税收协调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无差别待遇，一个资本输出者，在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两者之间应处于无差别地位；对外国投资者应与本国居民同等看待。如果美国首先实行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将产生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对美国公司和个人在国外支付的利润税是否可在对公司和家庭的课税中得到抵免；第二，对储蓄收益免税是否可扩展到外国在美国的投资者。无差别待遇原则使美国面临取消对外国投资征税的强大压力，由此，美国将面对税收受损的现实。美国政府可以为此辩解，既然美国政府可以取消对外国投资者征税，那么外国政府也应给美国在该国的投资者以同样的优惠。可是，外国政府同意这样做的话，他们在对待其它一些国家时，将违背资本输出中性原则。由此可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征收所得税而不征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的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实行这种类型的税制改革，都无法坚持无差别待遇原则。
3.发展中国家的问题。1969年穆斯格雷夫就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平均消费水平极其低下，大部分人几乎处在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收入水平线上，收入分配不公一般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因此，即使在低收入国家也会有大量的奢侈性消费。在这个阶段，个人支出税是行不通的，必须运用各种商品税特别是关税来抑制奢侈性消费。因为奢侈性消费典型地牵涉到进口商品，削减这种可支配消费才能使储蓄和资本形成成为可能。笔者认为：这一分析仍适用于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这渡过程中，政府放宽了对收入分配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去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但高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差距也同时突出起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总的说来，个人支出税是不及个人所得税的。
关于我国的情况，有些理论界的人士认为“中国应借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教训，直接建立单一所得税或支出税是明智的。但是，由于单一税或消费税的累进程度不高，对矫正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有限。如果希望对收入分配矫正上有所贡献，应在累进性上进行相应调整。”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或健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意见是可取的；但认为实行支出税是“明智”之举，则有待商榷。
总之，对改革现行所得税制的各种方案，还应该继续讨论，但从现实情况出发，应着力研究如何改善它，而不是取消它。至于消费支出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也可以借鉴和吸收。因为现实中的所得税制也不是纯粹理论上的所得税。正如欧盟税收专家K.C.麦锡尔1993年所说：“在现实中，所得税是属于所得和消费征税的混合税种，因为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所得税基之外。”佩奇曼在1998年提出：“应当承认完美的纯粹理论性课税形式的税收建议，很可能是改进混合税制的下策，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建议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切题的。”还应该看到，任何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其改革的成本是现付的，改革的成果是预期的，所以要谨慎考虑。对实行个人支出税和现金流量公司税应作如是观。
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税制改革的理性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