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官方朝廷总力求鱼课总数保持原额而不减少。景泰六年（1455）二月，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叶峦奏言，年岁既久，河泊所“舡有损坏、业户有死亡者”，而其“课米尚在”。[9]（卷250，第5415页）朝廷一般以鱼课初设时有司官吏所点为定额，如弘治《兴化府志》卷11载，“鱼课初立时，京都差有职役人员前来闸办，遂据所及以为定额”。又如嘉靖《惠安县志》卷7载，国初“始立河泊所，以榷沿海渔利”；“洪武中，遣校尉点视，遂以所点为额”。广州府香山县洪武中立河泊所，朝廷“遣校尉点视，遂以所点为额”。（嘉靖《香山县志》卷2）前已述及，明清以来，渔民人户总的趋势是不断减少。因此，所定各地鱼课原额往往不能保持，而朝廷则令仍存之渔户补足逃绝户之鱼课以维持原额。河泊所每年所征之课如不及上年之数，朝廷要按所亏欠比例杖责其河泊官并追征欠课（详本章第三节）。江西九江府湖口县逆沙夹河泊所洪武间有额户一百八十四家，后仅存五十余家，消耗几达三分之二，渔民岁苦于补绝。（嘉庆《湖口县志》卷5《食货志·盐课》）直隶池州府府属各县之河泊所原额鱼户2103户，至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知府叶恩奏言死亡者已达1396户，而“其课令见在户赔纳”。[9]（卷74，第1446页）清代后期亦有宣城县将渔民逃绝等户历年所缺之渔课银派及原有鱼课各图以不失旧额的记载。(光绪《宣城县志》卷7《附鱼课杂税》)沿海地区亦是如此，如广东钦州原额蛋民99丁，每丁月输米二斗八升五合，年该米三石四斗二升，折银1.085两。共岁征米340石，每米一石折银0.315两，共银107两，闰月加征米30石。以后丁有增减而课额如旧，实在人丁81丁，每丁办银增至1.16两。以致使“蛋民贫，难追征。成化间始告分课米30石于滨海之捕蟳蟹者，蛋户始稍轻省”。(嘉靖《钦州志》卷3)
官方朝廷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希望鱼课能保持旧额或有所增长。然而，由于湖泊的淤塞演变，产鱼水域有坍淤消涨之变化。鱼利渐少，鱼课难征，渔户死绝逃亡的现象严重。明初所定渔课原额常出现抛荒无征的现象，力求保持原额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朝廷即屡屡颁布豁免拖欠已久、难以征完的鱼课，如洪熙元年（1425）冬十月，福州府连江县奏该县河泊所应征鱼课中一百零五户皆绝，其课米205石4斗均无征，乞除免，诏准。[11]（卷10，第293页）宣德元年（1426）冬十月，赦“至洪熙元年终，各处所欠鱼油、鱼鳔等物”；[11]（卷22，第582页）宣德十年春正月，诏“其有河泊坍塌淤塞等项及人户消耗亏欠课程者从实查勘，即与分豁”；[9]（卷1，第12页）“各处鱼课有湖池堙塞坍塌、无从採捕、累民包纳者，所在官司申按察司及巡按御史踏勘分豁”。（万历《大明会典》卷36《鱼课》）正统五年（1440）春正月，因办课人户死亡消耗豁免四川建昌卫河泊所课额米418石有奇。[9]（卷63，第1197页）在地方官的申奏下，正统七年明朝廷诏准“各处鱼胶不及百斤、课钞不及百贯、米不及十石者听于本处上司或附近河泊所类解。今湖广所属府县河泊所岁办课钞不及三千贯、油鳔黄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万根者俱裁革。该办课程归并附近河泊所管办，无河泊所处令府州县带办”。（万历《大明会典》卷36《鱼课》）正统八年三月，免除湖广荆州府所属河泊所逃亡业户岁课米16104石有奇，钞43082贯462文，鱼油麻28996斤，鱼鳔191斤有奇，翎毛185165根；[9]（卷102，第2072页）正统九年春正月，湖广宜城县奏该县柳林等套河泊所所领潭套水域有的湮塞有的冲决，然而课征仍旧，民实贫困，请求罢免其征课、裁革其官吏，英宗诏准；[9]（卷112，第2253页）等等，不一而足。
明后期商品 经济 已远较前期发达，货币使用及流通量都大大增加。渔民以舟为家，易迁徙逃亡，其渔课便成无征，政府税收即因此大量减少。为了杜绝或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以做到渔课不失旧额，河泊所的征课对象有一个从籍定渔户——画潭定界、从税人——税湖的演变过程：“莫若以业求人、画潭定界，庶渔油料钞不失其额课云”。（万历《南昌府志》卷9《典制类·渔课》）这一变化有利于渔课的征收。因为，渔户可以迁移他处，可以投寄豪强大户，即所谓“逃绝影射”；而陂湖池潭等则是固定之地，将课税额按水面面积分摊到该地周围所居之民户头上而取消固定的渔户，则渔课不易逃避而易于完缴。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后期南昌府河泊所的渔税征收制度已暗含着摊丁入亩的实质。
在官府的政令与实际执行措施之间，往往并不吻合，渔政管理上存在诸多弊端。如正统七年上述河泊所的存废标准虽已明确颁布，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有的河泊所管辖的湖池陂塘岁久湮塞淤废，但未能及时奏革或奏而未革，机构仍存、渔课额仍旧。上述屡屡颁布豁除鱼课的诏令也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其间之河泊官常有欺上瞒下、侵压渔户之举，这种情况在洪武时期即有出现，如洪武十五年（1382）春正月已酉，“刑部奏湖广江西河泊官侵盗鱼课”。[19]（卷141，第2227页）地方官吏或者钻制度之漏洞，沿海一带外海海域原无税粮，“向有豪强地棍，认纳鱼课，霸占海面，号为海主、港主”[6] 。或有“指以钞法为由妄自增添”，致使朝廷不得不颁布“天下一应课程及门摊等项俱照洪武年间旧额征收”，诏令“违者罪之”。[9]（卷1，第12页）然虽有法禁，其后类似情况仍时有发生。如清光绪年间宣城县应征鱼课因“旧册散失，以致科征逾额，大为民害”。后来其知县因里民纷纷陈控，悉力清查，得前朝旧册一本，逐一合算内开载之鱼课数目，适与起解数目相符，即照数派征。其间虽有逃绝等户，却仍将历年所缺之银派及原有鱼课各图。并将应纳银数刊刻印单分别载明，每图给散一张，使其各执遵照，以使“奸民不得籍口推延，刁里不得中饱，蠹吏不得任意增减”。（光绪《宣城县志》卷7《附鱼课杂税》）这一事迹也就成为该知县的一项德政。
官吏腐败是渔政管理上存在的一大毒瘤，也是害及渔民的最直接因素。如有的河泊官利用职权，在那些本非河泊所征课的水域向渔户或民户额外勒取钱钞，不从则没收他们的打鱼工具：“洪武初，诏所在湖池、河泊地里所在，从古至今办集课程、一定不易之所。迩年以来，奸邪小人受任，将从古以来不系办课所在小沟、小港、山涧去处，下流虽通办课去处，其小沟小港山涧及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皆已照地起科，并不系办课去处，小人生事、贪心无厌、搜求扰民，将农民小沟小港山涧、灌溉池塘、养鱼池泽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拏”；他们甚至拦截水面，向经过的民舟索取水面钱，以致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并告以惩罚，“令所在湖池，民舟经涉，其河泊之官敢有妄取水面钱者，罪不赦”。（万历《大明会典》卷36《鱼课》）这样势必造成渔户怨声载道、逃绝流亡，如天顺元年朝廷所下诏书中即有令有司查勘“河泊所业户逃亡事故”的记载。（万历《大明会典》卷36《鱼课》）前文述及明代中叶曾对江西渔户实行十分严格的牌甲编审，但渔户逃徙流亡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南昌府五河泊所所辖渔户至万历年间虽“册籍如故，而岁久便逃绝影射，莫可胜言”。另有诗文云：“也知（渔翁）非是逃名者，不着羊裘着布衣”[7] ，由此也可推知渔民逃亡的现象多有存在。
综上所述，明代的征课水域几乎涉及所有的湖泊池潭、江河港汊，甚至浅水高塘等水体。其课分为官湖课、潭钞课、浮办课、浅水课、高塘课等种类。明代前期的渔课按所征之物可分为本色与折色两大类，本色之征一般即为渔民渔获之物或加工产品如干鱼、鱼油翎鳔等，折色之征大多为造船所用物料如黄白麻、铜铁、线胶等。本色、折色之比例因时、因物而异，有的全征本色，有的全征折色，有的本、折各半，有的本三折七。明代后期，原征本色、折色者大都折征银两，不过折算多仍按原本折之比例。折色价有定额，渔民负担前后变化不大，本色之征则因物料价值时有变更而有较大波动。但折色之征因不同时期货币的通行情况有异而时征钱钞、时征银两，间或又兼征铜钱，各地区也有不同。因不同货币在不同时期的使用价值各异，故渔民的课税负担也就因所征货币的种类而有轻有重。明代官方朝廷对内陆水域及沿海地区渔户征收的渔业课税名目繁多，有人丁税、鱼课钞、渔船税、渔盐税、鱼苗税等，渔税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各项课税因时因地而异，有的税 目前 期存而后期取消，或者被其它税目所取代；有的税目则一直存在；有的税目某些地区有，其它地区则无。总的来说，鱼课钞及渔盐税自始至终都存在，人丁税和渔船税则有时同时存在，有时前者有而后者无或者刚好相反。各类渔课又细分成多种名目，包括正课银、扛解银、水脚银、耗羡银等。有的细目是随着时间的 发展 而逐渐增加的。一般在前期税制之初，税目少、税制简单、税额较低；后期则税目多、税制复杂、税额升高。鱼课之外，岁贡也是一项大宗需索。各地名贵鲜鱼如鲥鱼、鳗鲡、鲟鳇鱼、大小黄鱼等以及名优加工特产如鱼鲊等是岁贡鱼产品中的主要贡物。朝廷一般以鱼课初设时有司官吏所签点之额设为定额，有明一代，官方朝廷总力求鱼课总数能保持原额而不减少。河泊所每年所征之课如不及上年之数，朝廷要按所亏欠比例杖责其河泊官并追征欠课。然而，由于湖泊的淤塞演变，产鱼水域有坍淤消涨之变化。鱼利渐少，鱼课难征，渔户死亡逃绝的现象日益严重，力求鱼课保持原额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朝廷即屡屡颁布豁免拖欠已久、难以征收的渔课。但在官府的政令与实际执行措施之间，往往又并不吻合，渔政管理上存在诸多弊端。
试论收入分配公平与税收调节的介入
论 税 务 筹 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