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描述，可以肯定地说，政府的有关制度、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顺应 经济 发展 的。政府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改税则，简化收税过程，无疑符合当时全国商品流通量增大的具体形势。清代对货税则例的改革，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更显合理。而且对每天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船只来说，每船装载的商品各不相同，以货物论数计石为标准征收，注意到了商品价格的浮动水平与征收标准的关系，所以也可以说清代政府的税则制度变更，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是“力图使税收更趋合理化的一种努力”85，无疑是一种进步。
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根本 问题 是追求公平合理，这在户部、及一些人士中都有共识。“关税理应划一公平”86。“立法贵得其平，收税贵得其人”87。税收则例的制订原则是“因地制宜”88。一般来说，政府对税则的修改是比较慎重的，如对岳钟琪申请夔关征收粮食税时，朱批：“睹此论甚有理，但数省多赖川米食用，恐立税或少有未便处，已有旨，谕部详议”89。后经户部议复同意了他的意见。对浒墅关米粮过关税，户部也是先考虑到，“米石为民间日用所需，是以部颁则例只照梁头丈尺榷税，原欲招集商贾，俾粮储充牣，江乡足食也”90。这说明清代前期的政府对商品通行税的征收，比较注意纳税人的承受程度，力求平等，并非是征收得越多越好。这也反映出专制体制下的政府，非常注意协调其统治基础广大民众的需求，与商人追求厚利之间的平衡，通过这种制衡来达到安定 社会 秩序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在顺治时期规定新税则，康熙年间对部分税关的税则进行了修改。雍正6年以后，又在全国对税关的税则进行调查、核实、重订。乾隆2年，户部根据乾隆元年甘汝来的奏折，“请敕下直省督抚，及各关监督，凡一切收税地方，核定则例”91。这次修改税则的情况，仅从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各关税则都进行了全面重订，统一命名。可以说，各关商税则例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的修改、重订，大概每隔几十年，这一过程就重来一次，如此反复，至嘉庆、道光时期，税则就再也没有全面的变更了。新税则的产生过程，一般是各关监督在实际税收中实行的则例，也称现行则例，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通过监督、或管关官员奏报，督抚转奏，经户部议复同意，将所实行的税则，题本上报，皇帝认可，再由户部颁发，成为新的部颁则例。从这个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专制政府对经济事务，一般先是监察机构官员提出疑问和意见，然后由中央各部官员、或各省督抚进行讨论。这些官员往往都结合管辖区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最后主管部门向皇帝奏报，再由皇帝批准执行。这个决策过程是政府推行政策的必要手段，它使政府以最快速度获得比较全面而准确的信息。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政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增强了政府管理商品税收的能力，使税额逐渐增加，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专制政府的权力集中，各方面的职能权力随之加强，使得有关商品流通方面的许多具体制度得到强化，这也是使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比明代有了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清代税则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各关监督在实际征税时，根本不按部颁税则的法规执行是一个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各关税则调整中，有一个最常见的事实，政府增加各关的税收定额，但不改变税则，致使收税总数，收税实际数量降低，不能完成政府规定的收税定额。香坂昌纪指出：“为了确保税额（指定额），不能按正规部颁则例征收”92。应该说征收不敷定额的关键是过低的税率。“税率又未能随物价变动而调整。如果严格遵照旧税则课税，则每年关税不免有严重低收的现象”93。这种低税率使整个税收制度产生了一些的问题。按部颁税则征收，不敷定额，所以各监督、管关官员常常私自更改税则，增加了对货物的平料、加平料、补料、加补料的数量，或者是改变计征方式。
原因之二是船户改造船只，量船征收的方式使实际税收数量减少。桑格称：“若照部定则例，七尺以上船头，方许收税。每日所过之船不过十余只，十四、五只不等，所收钱粮不足百两。揆厥所由，从前一丈八尺之船，长五、六丈者，深不过四、五尺，即满载亦不过四、五百石。因此奸宄之徒，知系止量船头宽阔征税。新造大船，宽不及一丈八尺，深一丈有余，长十余丈，载货四、五千石。【显然是多说了。因为雍正五年丈八船载二千九百八十二石为率。】犹有更甚于此者，将船打造甚窄，仄行不便，傍附小舟并行。从前载一分者，今已载至数分，因此大船稀少。若不将小船计担收税，俱以不足七尺之小船，分载过关矣。若以小船所载货物不令行走，势必壅滞商民。由此推之，大船不得不增收，小船亦不得不按担征收也。以此征收税务钱粮，以完办铜斤要务，无计可施，仍酌量前任征收之旧例，遵照定额”征收 94。量船征收，“奸宄之徒，惟图多载货物，将船造作深长，皆相沿日久，希图侥幸行走。缘征收钱粮增减不一，使商人不知应收实数，或有不肖之辈，借端多索，亦未可定”95。如果说这种情况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那么，到雍正5年监督高斌仍称：“奴才到任收税，见梁头一丈八尺者，交银七十七两五钱三分，又外加银二十余两不等，比照则例有浮多三十余两者。奴才细问原由，据山阴江都梁头船户呈称，丈八之船原照则例纳银六十七两三钱，后因有将船改造深宽者，是以往年有均钞之请，以签量担数，作梁头丈尺，如丈八梁头，以二千九百八十二石为率，纳银七十七两五钱三分，合计每石二分六厘，若内有不及数者，则按二分六厘一石递减。如逾数者亦照此例递加，倘有过于船舱限槽之上，是在本船之外所刮余豆，照小贩例上纳”96。临清关附近粮船，“向来止照梁头丈尺纳钞，因有狡猾船户，改造宽深大船，出于常式之外，包揽重载，偷漏钱粮，实为隐害”97。乾隆10年管理淮安、宿迁等关税务倭赫奏称：“狡黠船户，每计货物已满七分，即分贮头、梢、上跨，以避一载之例。而奸猾吏胥，藉此高下其手。嗣后请将散装货物，不拘头、梢、舱跨，悉行上税，通船一载之例禁止”98。凤阳的情况亦如此，“货船有改阔造深之弊”99。这说明船户改造大船，少纳税，不仅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是各关的普遍现象。
显然，严格按照当时的部颁则例收税，增加了装载量的大船货税，和被大船包揽的小贩货税，就会以不违法的方式偷漏，关税定额不能完成。而且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们的薪俸、管理关税的各项经费，都会产生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就用私自增加收税量的办法来补充缺额、缺款，这就形成各关税则，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现行则例等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虽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政府都依据现实更改了税则，但修改跟不上实际变化，更何况嘉道时期没有再改变，这就使得各税官根据自己的意愿，苛索商人，增加收税，年年相继，使商人的实际税负比政府规定的加重了。
还应该看到，清代前期国家专制政体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政府在商品流通中发挥更大的能力。专制政府缺乏有效的社会制约，没有独立的权力中心牵制政府，致使中央政府在商品流通方面的职能权力过于集中，产生了许多政策性失误。随着物价上涨，政府本来可以不断调整各关税则，使税则更符合客观实际。但政府对这些违背市场 规律 的旧制度，不敢越雷池一步，放弃了改革的机会，削弱和限制了自己管理商品经济的能力。桑格是管理税收的基层官员，接近税收实际，往往能抓住税则制度的缺陷，提出创新的收税 方法 。其实他的目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目的是一致的，为了税收的“均匀”，追求平等合理，完全是正当的。但户部称：“近因出差各官希图议叙，托言铜价浮多，不遵定例”100。显然，户部过多考虑的是与 政治 有关的事情，并未从经济角度，重视定额增加，税则不变，税收减少的情况，使改革推迟了三十多年。这 自然 与当时财政税收结构以农业税为主体，商品通过税所占比例不大有关。另外，还与政府决策的目的和思维方式有关。政府往往以安定为目的，怕改革生乱，其实税收是政府控制市场的手段，掌握税收这个杠杆，调节税则不适应物价的情况，才能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社会安定才有意义。政府的思维方式常常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对进一步改革税制很少考虑。可能正因为此，反而给实际工作的官员留下了比较大的利用权力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税则标准。部颁则例的法定税则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给税官受贿贪污，商人偷税创造了条件。康熙年间，浒墅关的监督桑格，一方面改变了税则，另一方面希图肥己，额外横征，致害商民。“桑额任内，除征收正额外，溢银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两零。得旨，设立榷关，原欲稽查奸究，照额征收，以通商贾。桑额征收额课，乃私封便民桥，以致扰害商民，著该衙门严加议处”101。加之乾隆时期，政府考核税官与上届、前三届比较的方法，更使收税总量增加，税官收税甚至到了没有标准的地步。嘉庆、道光时期，虽然政府取消了比较上届、前三届的考核方法，对个别税关定额和收税则例进行了下调，但由于没有如雍正年间那样对所有税关则例进行调查、核实，重新确定、颁发，所以没有根本改变部颁税则脱离物价水平的状况，反而使官员与商人联合起来贪污偷漏税款。（此问题另文论述）有人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这从某种角度说明，人订立制度，制度又改变人、 影响 人。其实桑格的贪污就明显的例子，他看到税则制度的缺陷，并利用这一缺陷，为完成税收定额，也为个人多得，广泛苛征，从原本全部属于国家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因此，不仅订立制度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个制度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这说明经济制度创新的关键在政府，也可以说政府管理经济，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制度，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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