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混乱和扭曲
现实生活中从“增值”演化为“增殖”，会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它腐蚀人们的灵魂，造成各种各样的经济错位，甚至会引起严重经济混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实。
（一） 观念上用“增值”替代“增殖”，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1、 用“增值”取代“增殖”，模糊了财富的真正来源，使劳动者逐渐丧失自我，最后彻底变成财富的奴隶。
财富是怎么来的？对于我们这个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理解“增殖”过程的人，一定懂得劳动是一个社会财富最深厚、最根本的源泉，从而从根本上树立起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远离了“增殖”的真实过程，甚至鄙视“增殖”，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灵魂失落的恶果。劳动者不仅自己丧失了自我，而且他的下一代也在丧失着自我。《经济日报》2004年7月11日报道：江西瑞金市大柏中心小学三年级2班举行了一个“谈谈我的理想”少先队主题活动，同学们积极参与，争相发言：有的说长大了要当一名 企业 家，有的说要当名医，还有的说将来要做一名宇航员，像杨利伟一样遨游太空等等，这个班的苏满满同学诚实地说“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农民，种许许多多的粮食，养许许多多的牛羊。”引起同学哄堂大笑。全班60多位同学，只有一个人想当农民。在家务农的爸妈也老是念叨着“好好 学习 ，将来上大学，当大官，不然就会跟爸妈一样没出息，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我们曾被 教育 农民、工人这些劳动者用双手和汗水支撑着这个社会的 发展 ，是最值得尊重、最可爱的人，但是如今，农民、工人和技师已成为青少年最不愿从事的职业。青少年最向往的职业是企业家、 科学 家和影视明星。这样的事例恐怕不仅仅存在于江西瑞金这所小学里。这值得我们深思。
2、 用“增值”取代“增殖”，混淆了价值增殖过程中劳动二重性作用机理，使一些管理者误认为自己是第一生产要素，甚至是唯一的要素，从而导致野蛮落后、不尊重人格的生产案例一再发生。
类似非法搜身、过度劳动、甚至非法虐待和使用童工的现象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尽管社会生产的发展证明科学和管理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时间和环节上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并不能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一般原理，离开劳动、离开劳动者，再好的科学技术、再好的机器，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现代 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理念，不断在强调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客观地说就是建立在对增殖过程的全面理解之上的。我们还应正确理解马克思对管理劳动二重性的解释。他提示了资本家作为 工业 中的司令官在增殖过程中所起的两种不同的作用。在今天特定的 历史 背景下，趋利避害，正确发挥资本家的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使监督劳动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点，是我们唯一可取的选择。我们无法跳跃“增殖”这一阶段，更不能仅仅为了“增值”，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
3、 用“增值”取代“增殖”，畸形地理解财富产生过程，使整个民族都跌入梦想发财的狂热之中。
彩票业的过快和畸形发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中国 的彩票业从1987年6月中央政府批准发行福利彩票开始，到2001年连同1994年开始发行的 体育 彩票，销售总额共计201亿元，平均每年每人6元钱，在不到15年时间里，就在全世界100多个有博彩业的国家中排名第79位。到2003年已为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筹到资金572.5亿元。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事实上各地举行的未经批准的带有彩票性质活动，例如小范围的有奖销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流行于广东、浙江、山东、江西等地的学生彩票，让未成年的孩子如痴如迷。 彩票业的过快和畸形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彩票作为一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游戏，同时完成符合一定目的的筹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做法，本身并无可厚非。 问题 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只见“增值”，不见“增殖”，这就很令人担忧了。中国的彩票业从湖北的“420”体育彩票案开始，到深圳“彩世塔”作弊大案、甘肃省华池县福利彩票舞弊案，再到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案，案中有案，层出不穷，以至于国家财政部不得不分别于2004年5月8日和15日紧急叫停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活动。从掌握彩票发行的体彩中心或地方民政局的领导到承包商再到涂改手中彩票的江苏昆山县的农民，人们早已将“增值”还是“增殖”的原理抛到九天云外，只剩下财富增加的畸形理解。社会混乱，违法乱纪增多，是必然的结果。
（二） 体制上用“增值”替代“增殖”，导致大量的经济错位现象。
1、“三乱”不止与“增值”和“增殖”。
“三乱”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通称，遍部于公路稍卡、门面街头。无论是从事物质生产和流通的工商企业，还是从事养育人才学校教育培训机构，都为屡禁不止的“三乱”头痛。新华网2004年报道：“2003年新疆查处涉及三乱的案件267件，涉及金额大3896。7万元。全年共取消向企业不合理收费项目168项，约减企业负担7687。23万元，其中，涉及乡镇企业不合理收费项目76项，减轻乡镇企业负担5076万元。取消机动车辆违规收费项目28项，涉及金额6805。1万元。此种情况在内地更为普遍。每一个企业都遭受过莫名其妙罚款，每一个人都交过无可奈何的费用。开办商店、居家住户、上路行车、学生入学，我们遇到了数不清的不合理收费。尽管各地治乱减负的“大斧”，砍了又砍。治乱减负工作还有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不容乐观。在 目前 的体制环境下，伸向企业和社会的“三乱”黑手，是“砍”了又生，生了又“砍”，生生砍砍，难以斩尽杀绝。
”“三乱”扰民，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认真区分“增值”和“增殖”的不同功能，因此难以从体制上提出杜绝三乱的良方。
2、 政企不分与“增值”和“增殖”。
政企不分是 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78 年以后，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大致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了政府机构的改革，这种改革也逐渐涉及政府的职能。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开始纠正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做法，提出政企分开的思想。1988 年进行的第二轮机构改革就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原则。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提出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的最终明确，为政府机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精简政府机构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放松行政权力对经济的控制，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把“政企分开”列为现代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1999年9月2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能，按出资额 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对所有者的净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不得损害所有者权益。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意见和措施。如果从1978年算起我们开始喊政企分开的口号，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喊了26年了。但政企分开的工作进展的怎么样呢？今年1月份，各大媒体以显著的标题刊登消息：安徽芜湖市委书记辞去著名的奇瑞公司董事长，同时免去市长以及财政局长、银行行长等人所兼的企业职务；还有报载：南京已免去副市长等市领导在企业兼任职务；济南市也清理出144名在企业中兼职的党政干部。北京市全市有311名党政干部或企业负责人辞去或被免去兼任职务。根据这些新闻报道，我们不难看出，喊了26年的政企分开的口号，落实到具体工作上，效果并不理想。乃至今天还有大量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的现象。曾经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党的的总书记可以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多种职务，企业的党委书记就不可以仿照呢？对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来说，你要对他讲“增值”和“增殖”的关系，就和谈天书一样。 理论 上缺乏对“增值”和“增殖”的理解，最终会在体制上导致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3、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无序与“增值”与“增殖”。最典型的例子要从臭名昭著的郑州市两级馒头办公室开始。为了争夺给馒头生产企业的办证权、处罚权，郑州市市、区两级馒头办发生了将近1个月的馒头大战：市馒头办给一些企业发了生产许可证，但区馒头办却不认，要进行处罚。一家馒头厂出现了非法生产，市、区两级馒头办同时到场处罚，为了争夺处罚权，双方竟然在现场僵持了几个小时。在新闻媒体连续的批评、干预之后，市、区两级馒头办不仅不见收敛，反而撕破脸皮，公开通过媒体指责对方，上演了一出“精彩”对骂戏。（见《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21日）无独有偶，2003年12月7日湖北省襄樊市市、区两级动检站为争夺检疫费的收取权干脆就大打出手，11名身着制服的本应代表国家崇高形象的两级动检站人员持械武斗，造成重伤1人、轻伤多人的严重后果，成为当地百姓一桩耻辱的谈资。（见《今日说法》2004年4月5日报道）。2004年5月14日《今日说法》报道了福州市车管部门，把和人的性命息息相关的车辆检验程序，纯粹变成了一个捞钱的过程。上述的案子绝不是少数。但没有一个案子不是同“增值”，也就是捞钱没有关系的。就连小浪底特大沉船事故，也莫不是如此。假如，在庆祝党的生日的日子里，人们能够抵御住“增值”的诱惑，遵守社会严格的秩序管理，一切悲剧都可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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