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影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的增长就受到影响，就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带来不利。例如，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消费率的下降，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弱势群体的出现，从而拉大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已经达到了0.4的警戒线。这就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3、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由于连续多年发行国债，国债余额已从1998年占GDP的比重只有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快要达到国际公认的20％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的国债偿还，不像有些国家债务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央，债务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推行持续的财政政策，极不利于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
4、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政制度的改革。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本上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长期未解决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因而，它既不利于经济持久增长，也不利于劳动者就业，更影响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得拥有民间储蓄达7万多亿元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
由上可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考虑利弊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确定财政政策的取向是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如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多少年限为宜。否则，不掌握火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不能急下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又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和不良债务等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逐步退出，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一定不能急下。对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要提高认识。在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快五年，尽管成绩显著，但带来的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一定要看到我国连续数年发行的国债，占GDP总额比重已逼近国际警戒线；还债的依存度主要靠中央财政。这就要求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中跳出来，变成适度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就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决策，实现既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才不会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
第二，要充实提高。根据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今后在继续实施这一政策时：一是在国债投资的方向上要充实提高。既要在适度扩大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要使投资最大可能提高城乡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就业，使消费占GDP的比重得到提高，以扩大消费需求，抑制通货滞胀。二是在发挥财政政策功能上，进行结构性调整。有人认为减税是调整财政政策功能的一个方向，应当抓住时机进行。笔者认为：当前按照我国的国情，不适宜采取全面减税的措施。这是因为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再加上我国的税收水平并不很高，只达到国际中等水平，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还极不合理、投资机制不完善、通货紧缩仍然存在的形势下，如果全面减税，不仅会加速企业盲目投资，带来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而且一旦在价格竞争的市场上商品出现更多的积压，将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通滞货胀。但这并不等于说税制不应该进行适当调整。笔者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尽快改革和完善增殖税、企业所得税。
第三，要配套实施。为了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实行配套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宏观经济运行有足够有效的资金，因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国内外实践也已证明：无论是抑制通货滞账还是制止通货膨胀，实行配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问题探讨
财政政策面临职能转变的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