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缺乏广泛有效的公众参与
就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来说，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而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又是衡量民主程度高低的显著标志。无论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还是历史发展的实际，都向我们指明，不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要比发达国家的低。因此，可以将发达国家向落后地区转移污染工厂的现象，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缺乏公众参与的结果。由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极少有民主意识，政府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决策时——建设什么工程、某个企业要上马什么项目等，皆是由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自己决定的，很少能让平民百姓知道。这样做是极不讲道理的，也是极不公平的。理由很简单。无论何时何地上马上什么样的工程项目，对周围的环境有好的还是坏的影响，谁该有最终的决定权或者否决权？恰恰不是政府或者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而应该是受到这种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的居民。他们是环境好坏的直接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对污染工厂的建设投产最关心，最有权力说“不”。没有他们的参与和监督，污染企业的进入就少了一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屏障。
3 防止污染企业进入西部的对策
3.1 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
环境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要在学校，在中小学、大学开展环境教育，创办绿色学校，使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能了解在环境观念、环境科学、环境法规、环境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提高他们的环境意识。同时更要教育企业家、教育政府的官员。他们对环境意识的觉悟程度将对污染工厂能否“顺利”进入中国西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级的教育者，都要向受教育者讲清楚，污染工厂进入中国西部的危害性要比垃圾的越境转移更可怕，因为它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诱惑性，是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举着开发西部的招牌，戴着扩大西部劳动人口就业的帽子来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因此更应该引起警惕。
3.2 环境评估程序中应有社会公众参与的机会
国务院早就强调各级政府办公要实行政务公开。实行政务公开是防止污染工厂进入西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尤其是涉及到大的工程项目的上马立项，更应该在市民经常看到的媒体如网络、电视、生活类的报纸等媒体上面公告，提前半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通报给广大的社会公众。这不仅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能有机会行使其监督权。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EIA)过程中应该有公众听证会这个程序，以便民间的环境社团有机会提出不同的反馈意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玛塞伊尔·耶特尔建议，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影响。
评价程序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社区的参与（公众介入）是一个项目的计划和实施的主要基石之一。EIA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如何成功地参与，最有可能受所建设项目影响的群众的意见应严重地影响EIA的过程。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提供为做出关于有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对所提出的缓减措施能够全面接受的有益性决策所需的信息。他们能够从积极的方面帮助做出从项目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的决定。所有这些对做出更明达的和更均衡的项目决策构成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仅这些理由，就可看出适当的公众参与对EIA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女士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到，香港政府环境署在审批修建穿越ｄàｎ＠②原湿地的九龙铁路的项目时，就是由于环保社团的参与并通过环境咨询委员会的努力，才阻止了严重破坏ｄàｎ＠②原淡水湿地的项目上马。该工程因破坏湿地遭到环境咨询委员会否决的案例使我们看到了公众参与的真正意义。
3.3 提高我国市场准入的环境标准
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0日正式加入WTO，这既是契机，又是挑战。当发达国家可以借助于绿色壁垒限制我国的某些商品出口时，中国也可以设置自己的绿色壁垒。应尽快建立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环境标准和市场准入规则。应充分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标准和市场准入不仅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还是防止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刚性的保障措施。对要求进入本国国境的技术、商品、服务等，必须在运输、使用、用后处理等环节上对人体健康、动植物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达到国际规定的水平，否则不允许进入。
我国今天使用的相当多的环境质量标准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如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是1998年制定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是1982年制定的；二硝基重氮酚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1984年；辐射防护规定则是1988年。而被国际上认可通用的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系列标准则是1993年之后才逐步地确定下来的。有必要尽快按照此国际通用的环境质量和管理标准来重新制定我国的环境标准，以堵住这个发达国家污染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合法”通道。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②原字贝右加覃
人居景观设计的未来
美国的国家环境表现跟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