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州兴利场 51029 23482
信州铅山场 380000 96536
池州铜陵县 1398 408
韶州岑水场 800000 88948
潭州永兴场 650000 3414
婺州永康县 2000
总计 1874427 212788
宋高宗以后，除饶、信、池、韶、潭五州生产胆铜外，从一些零散的史料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以下三处也生产胆铜。一处位于汀州。游经曾把“汀州赤水”列为开发胆铜生产的场地之一。明代所修《嘉靖汀州府志》［31］（卷二《山川》）中也提到：上杭县金山有胆水池，“相传宋时池水浸生铁可炼成铜”。清代的《大清一统志》记载得更为详细：“（汀州上杭县）金山……上有三池，名曰胆水。上下二池有泉涌出，中一池则蓄上池之流。相传宋时县治密迩其地，水赤味苦，饮则伤人，惟浸生铁，可炼成铜，后县治既迁，其水遂变，不异常水。”［32］（卷三三四《汀州府一•山水》）其实，上杭县金山场曾在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二月设置为采铜场，但矿场的开采时间极短，同年十月罢，［3］（食货三三之三）赤水场也曾是产铜的场地，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被罢。［3］（食货三三之九）另外， 上杭县还有一个重要的产铜场，即锺寮场。北宋天圣中因锺寮铜场兴盛，命知县兼监坑冶，于是县治由郭坊一地被迁徙至锺寮场附近，便于知县就近处理锺寮场事务。南宋“乾道三年，县令郑稽因民有请，申州及诸司”请徙县治，［33］（卷七八九一《汀•汀州府•山川》）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福建路安抚、转运、提刑司上言乞将县治迁回郭坊，得到批准。［3 ］（方域七之一一至一二）将这一情况与《大清一统志》的记载联系起来看，锺寮场至少应该是与金山、赤水“密迩其地”的，因此南宋时期极有可能也从事了胆铜生产。但是这几个铜场都没有留下胆铜产量的记录。据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临汀志》记载，锺寮场和金山场在南宋后期已被罢废。［33］（卷七八九二《汀•汀州府志•仓场库务》）估计这里的胆铜生产成效不大。二是江南西路兴国军宝丰场，据《舆地纪胜》记载，“宝丰场，离大冶县九十里。出胆水，浸铁成铜”［21］（卷三三《江南西路•兴国军•景物下》）。三是处州铜廊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2年），臣寮上言中还提到：“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上述这三个胆铜产地只有汀州曾在北宋后期被游经列为开发之地，兴国军和处州均未提及。因此，估计后两个胆铜场所可能是在南宋期间才被开发的。
因南宋后期材料缺乏，现在已无法全面地考证胆铜生产的地区和产量。现仅见数条材料提到信州铅山县和韶州岑水场的浸铜情况：第一，据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信州“今淋铜之所二百四槽，岁浸铜八万九千斤”［21］（卷二一《江南东路•信州•景物上》）。这一岁收额是两宋期间信州胆铜的最低记录。从王象之嘉定辛巳年（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为《舆地纪胜》作序来看，岁浸铜八万九千斤之数必定是在此前的某一年岁收额，而根据下面的第三条材料来看，这一岁收额的时间还得前移。第二，据明清地方志记载：抚州城东一百二十里东山产铁，宋乾道年间，置东山铁场，下设罗首坪炉、小浆炉、赤岸炉、金峰炉四炉，［34］（卷二七《土产•抚州府》）“设监官铸钱。理宗时革监官，属临川县丞厅。岁趁办过铁二十四万二千四十六斤，解铅山县浸铜冶铸”［35］（卷一二《物产》）。如果按每二斤四两铁产一斤胆铜计算，仅抚州生产的铁就可供信州铅山场浸铜十万斤，这一数额已超过了宋高宗绍兴末期信州铅山场生产的胆铜数额。第三，据赵蕃的《截留纲运记》记载［20］（卷五《截留纲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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